文革： 许广平奉命写鲁迅“材料”

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撰写的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鲁迅，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极其重要的史料。本文摘自该书。

母亲早就认识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书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读了母亲的《鲁迅回忆录》，有一些感想，打算写一篇《鲁迅与群众》的文章，因为“毛主席说过，鲁迅是最平等待人的”。为此希望母亲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访您一次，请您给我一些指示”。母亲对人一向是热情的，她答应与之交谈。戚来访的那天，我正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但事后知道，他就有关鲁迅研究提了几个问题，母亲一一作了答复，仅此而已。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来面谈。来到我家后，他只简单地传递一个讯息：江青要母亲立即到上海去。至于去上海干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讲“到了那里就会知道”。

从上海机场出来，便有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人来接，汽车一路开到了锦江饭店。房间似乎早就定妥，是远离旅客的第10层。客房为单间，放有两架单人床。接待的干部交待：不要下楼、外出、打电话。吃饭自会有人按时送到房间来，每餐都在房间里吃。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电话给他。

我们母子俩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来通知，让我们到楼下的锦江小礼堂去。他把我们领入落座后，便即告退，这时忽见这空旷的窗帘密封着的大房间里端坐着一个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开口先道了辛苦，随后突然问我母亲：你要不要给鲁迅伸冤?我听后吃了一惊，并从母亲表情中看到，她也对这句话大为震惊。江青接着说：你们把笔收起来，不要记录，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么冤屈都写下来。什么时候写好，交给工作人员。接着笼统地讲了几句形势。还说我们这次被召来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们一头雾水，丝毫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又紧张，也不敢提问什么。末了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不要出这个楼，不要找这里的朋友，外边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电话，这件事对谁也不要说。交待过这几句，便起身送我们走了。

母亲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间，晚餐送来了，但我们自始至终不知在吃些什么。饭后，母亲跟我说：父亲在三十年代是有气的，这些都在他的文章里表达出来了。他的病和死，我们是有疑问的，连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怀疑。只是讲到“冤屈”这层意思却又从何而来?不知道江青所说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么?又是怎样程度的冤屈?真是难以捉摸!这天晚上，我见母亲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肠吧。我理解母亲的苦衷，虽然她内心不愿意，但是既已应召而来，看来不交出点什么，是断然过不了关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送来四份中央文件，说是只准看不许摘抄。文件之中记得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母亲和我急匆匆地读了一遍，仍然如在云雾里弄不清底细，只觉得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要紧学紧跟。但这些都不及细细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忆和写出材料来交卷。母亲经过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铺开纸，由她口述我记录，就这样边忆边写边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亲疲惫地擦拭着额上的虚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么“冤屈”来了。我又不能帮她什么，只能暂停休息。随后，母亲将我记录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誊抄，成稿10页。材料前附了半页给江青的信(短信括号里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亲的认可)：“感谢您借给我阅读的(四份重要)文件，现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觉得必须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特此奉还。这几天有关三十年代的前后回忆了一番，搜索枯肠，只记得了这么一些(没保留写下)，不知能供您参考与否?若有不妥处，希望把意见指出，以便修改。”

母亲把这份材料封好交给工作人员，同时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中午有了回音，只允许到友谊商店去购物。隔了一天，又通知见“首长”。仍是这个地方、这个阵势，边上仍然没有旁人，空空荡荡，只有江青在座，她开门见山讲：“材料看了，时间嘛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买飞机票。这次来上海不要告诉别人。”

在这风平浪静的1966年5月，我们母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了一趟上海，领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于母亲奉命写的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说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而对于我来说，重读旧文，感慨万千，不禁又忆起当年母亲苦思冥想时的烦难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