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灵魂

《南方周末》11月1日刊登李锐之女李南央的文章，披露当年李锐在北大荒写给妻子范元甄的信及一些细节，读来令人思索。摘登如下。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不久前还被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的父亲，转瞬间被彻底打翻，去了北大荒改造。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却被她长篇累牍地挖苦。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

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已屡屡发生思想分歧，庐山会议后，两人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是“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20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父亲在《黎澍十年祭》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

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习性，使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在像野人一样吞食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注意是“可以”不是“允许”)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因之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需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发生不可逆转的畸变。

“昨天返队，如回到家里，给老头和同住者吃了节省下的馒头和饼干，都很高兴。”(1960.5.18)父亲从别人的高兴中，无疑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父亲的坚忍、乐观、豁达，甚至还流露出一点得意——“我已买了副裹腿，现整天都打着(高中军训时学会打的，一天都不散)”(1960.5.18.)，在顺境中也许并不重要，此时则显得性命攸关。如果将母亲换到父亲的位置，不知会怎样地苟且(延安整风时便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今天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变形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