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俸禄”重“品位”

新中国建国之初，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时至1955年，国内经济形势继续好转，新一轮工资改革应运出台。

30个行政级、11类工资区

这次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大致可以互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8级；高教8级相当于行政17级等。

与此同时，依据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价和生活费用水平、交通以及工资状况，并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生活条件艰苦地区，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每高一类，工资标准增加3%(如浙江属二类地区、安徽属三类地区、北京属六类地区、上海属八类地区、广东属十类地区、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

定级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职务，参考德、才和资历进行评定。大致为正部级3-5级，如当时茅盾是文化部长，定4级；副部级5-8级，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定6级；正局级8-10级，副局级9-12级，等等。定多少级拿多少工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约为21∶1，全员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机构设置还没有后来那样严格明确，有些单位，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应为正部级，该校10级、11级的中层干部也为数不少。再如笔者访问的一位老同志，行政10级，当时是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处长于光远，当时中宣部未设司局)，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7级。

在这次定级中，“品位分类”色彩仍很浓重，注重的是级别而非职务，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往往存在不小差别，工作调动，级随人走。职务决定权责和任务，级别才决定地位和报酬，因此出现了很多官大职小、职大官小或有官无职的现象。如当时中央局不少11、12级干部，职务只是干事。军队各总部机关和军事院校中，10级、11级、12级的干事、参谋、助理和教员也很常见。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而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则是典型的“品位分类”。

定级后，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绝大多数干部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但也有个别干部因各种原因导致低评而出现思想问题。低评的原因大致有几种：一是资历与职务的矛盾。有的干部资历很老，但评级时的职务不同，级别也往往有区别。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再有同样职务，因资格不同，级别也会有差异。

不重“俸禄”重“品位”

这次评级，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外人士受到了一视同仁的待遇，甚至被高评。

正部级均在3、4级上下，副部级可评到5级(因国家机关机构的变更调整，正副部长的级别标准很快就被打破，出现了6、7、8级的部长和副部长)。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广大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胸怀普遍赞赏，并欣然领受。一些本身曾是民族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

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也都愿意“收名定价”于此次定级，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评级时，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直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

这除了当时“克己”的时代氛围所致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择行政级别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如赵树理，是行政10级，209.9元，而他同时可以评文艺2级，可拿约280元，赵树理选择了行政级。

这次评级，像冰心、张天翼、周立波、艾青等一批作家，都被评为文艺一级。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钟敬文等被评为一级。全国当时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有的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省一个都没有。而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

季羡林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这个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100-200元者，少拿1%。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287.5元，党员教授则拿281.7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104.9元。一位党员老教授对笔者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