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歌舞厅”是我干的
记者近日拜访了王蒙，在他的家中同他谈他的《自传》，谈书中提及到却没有展开，或没有提到，却很重要的一些事情。
王蒙：开放歌舞厅是我干的一件很大胆的事。在我当文化部长上任前的三四个月，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我上任几个月后就把它改过来了，这件事情是得到老百姓欢迎的。当时有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过一个不执行三个部门联合文件的决议，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说明什么?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是如何管理好。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到歌舞厅去看?
王蒙：看过不少，去那些地方完全是工作。我知道歌舞厅可以做得很好，也有些流弊。
记者：您有没有看到过流弊?
王蒙：没看到，人家不敢给我表演流弊。
记者：知不知道人家不敢给你表演?
王蒙：我想我知道，我知道。
记者：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王蒙：群众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过程中，文化娱乐型的消费需求是非常高的。
第一，人民有进行文化娱乐消费的权利；第二，他唱唱歌，跳跳舞，比去酗酒、赌博、吸毒、嫖娼不知道要好多少。问题是你要提高这种娱乐文化。
记者：当时社会上有种说法，说是“黄赌毒”都集中到歌舞厅来了。
王蒙：当时公安部门说歌舞厅主要怕一条，就是有些流氓地痞的活动往歌舞厅里走。我说我欢迎你们穿着警服，或穿着便装到这来蹲点、调研、蹲坑，公安部门管专门等某个犯罪分子叫蹲坑。我说这不是好办了吗，现在知道他们喜欢往歌舞厅走，你到那儿去把他抓起来，这不是更方便了吗。由于我的雄辩，这个事就办成了。任何地方都可能有坏人，如果由于怕有坏人就不给老百姓搞文化娱乐消费，这是很可笑的。
记者：在您当部长的时候，广东已经可以看到香港电视了，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王蒙：知道。我说一件当年的事，有一回我正在深圳迎宾馆住着呢，忽然间宾馆的人来同我说，从明天起三天之内，香港电视台你就收不到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中央首长李铁映要来。其实，在深圳能看到香港电视，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在广州，也收得到香港的翡翠台、本港台、明珠台和国际台，其实都知道。
记者：您如何评价这种情况?
王蒙：没有办法，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人特别能对付，这样做彼此方便。在当时内地播香港电视不完全合法，领导看了以后，他怎么说呢?所以干脆他别看。
记者：当时有没有人说不能这样干?
王蒙：我既没听说过“不能”，也没听说“能”。很多事是既没有人说“能”，也没有人说“不能”，慢慢假以时日，就“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