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林徽因在四川期间的流亡生活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前夕，父母抛下了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着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在我们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母亲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

在昆明的三年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时期。在这里，她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1940年冬，由于日寇对昆明的空袭日益加剧，父亲所在的营造学社被迫再度西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小江村---李庄。这里距扬子江尽处只有三十公里(宜宾以上即称金沙江)，而离重庆却有三天的水路，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我们住进了一处篾条抹灰的简陋农舍。艰苦的生活，旅途的劳顿和四川冬季潮湿、阴冷的气候，终于使母亲的旧病恶性发作，卧床不起。而同时父亲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的毛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李庄的生活确实艰难。家里惟一能给母亲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晚上，为了父亲写书和我们姐弟做功课，全家点两盏菜籽油灯，当时，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

记得我在这里读小学时，冬天除了外婆亲手做的一双布鞋外，平时只能穿草鞋。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是母亲难得的高级营养品了。父亲爱吃甜食，但这里除了土制红糖之外没有别的。父亲就把土糖蒸熟消毒，当成果酱抹在馒头上，戏称之为“甘蔗酱”。整个李庄没有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没有任何药品。家里唯一的一支体温计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亲竟无法量体温。在这样的条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却得不到像样的治疗。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面色苍白，几个月的工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同父母过去生活相比，李庄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了。然而，就在这样的境遇之下，母亲和父亲并没有被困难所压倒，而是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抗战开始以来，辗转几千公里的逃难，我们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是，战前父亲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等，却一张也没有遗失。只有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在他们离开北平前，存进了天津一家外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不料1939年天津发大水时，地下室被淹，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个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当父亲母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都哭了。

在李庄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父亲同几位同事，请来当地的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画桌。他们决心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战前的调查成果，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母亲多年的宿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他和母亲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父亲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母亲只要稍微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这时期，母亲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记得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我当成功课去读它(那时我只有12岁)，还要我们一句句地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米开朗琪罗传是英文的，我们实在没法子读，她就读一章，给我们讲一章，特别详细地为我们描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她讲的时候很动感情，可能因为米开朗琪罗那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引起了母亲的强烈共鸣。

母亲偶尔也写诗，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怅。在她兴致好的时候，间或喜欢让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轻轻地为我们朗读她旧日的诗、文，她的诗本来讲求韵律，比较“上口”，由她自己读出，那声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我们听，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读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

母亲非常擅长朗诵。在昆明时期，我大概只是小学二年级，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读给我和姐姐听。一篇古文，被她读得绘声绘色：唐雎的英雄胆气，秦王前踞而后恭的窘态，听来简直似一场电影。50年过去了，我仍觉得声声在耳，历历在目。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我们讲过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我们买了大量的书要我们自己去读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年人一样地来陶冶我们幼小的心灵。

1946年8月，我们全家离开了重庆，乘西南联合大学的包机，飞向北平。9年的战时流亡生活终于结束了!

摘自《记忆中的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