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内部电影”
电影还有“内部”，凡是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想来都不会奇怪。那几十年间有太多的“内部”，有所谓“内部图书”、“内部文件”、“内部供应”等等，所谓“内部电影”就是只供个别特殊人物享受的精神生活用品。
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过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不免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捡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不过到了1976年，“四人帮”一举粉碎了以后，在京城出现过一类不在电影院里卖票放映，而是私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拷贝和联系场地，只在一定范围内放映的电影，也称作“内部电影”。我在昆明看过一次《刘三姐》，那是一部文化革命前拍摄的电影。
当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有一天，群众风闻领导要以审查为名，私映《刘三姐》。于是串联起来将小礼堂团团围住，一定要与领导共同分享《刘三姐》。
领导到底手段高明，见到有如洪水猛兽般的群众将礼堂围得水泄不通，便略施一小计，命令放群众入内，开始放映《红灯记》和《奇袭白虎团》两部样板电影。从中午一直放到傍晚时分，然后又从头重新放映。群众渐渐耐不住性子，领导又派出亲信到群众中散布消息，说是哪里有领导不与群众分享《刘三姐》的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内部电影”。那个时候的群众受到的愚弄到底还不太深，心地也还比较善良，认为领导不会这样独吞硕果，到了半夜时分便渐渐散去。待到人去楼空以后，各位领导大员才纷纷落座，开始独享《刘三姐》。我们几个人是深知领导的为人，一直坚持到最后，这才得以一睹刘三姐的风采。
促成一部这样的“内部电影”放映，起码有三个要素：一是电影拷贝，二是放映场地，三是翻译。
取得电影拷贝，这完全要靠关系。
二是场地不易解决。虽说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电影”，但到底还是要有所顾忌，为了避人耳目，正规的影院是不能用的。这时，有礼堂的单位就可以开出价钱。
翻译尤其难。那个时代权威都已打倒，外文几成绝响，能够胜任的人物犹如凤毛麟角，而且还要冒宣传“封资修”的风险，所以往往是万事俱备，而最终无法找到胜任的翻译，功亏一篑。
当然，翻译的功夫到底也是良莠不齐，例如有一次看美国的西部片，只见两群强盗开枪火并，口中还在念念有词，这些对话与剧情绝对有十分紧要的关系，但是现场的翻译总是捉摸不定，三缄其口，惹得观众直问剧中人在说些什么。后来尸横街头，枪声渐稀，镜头淡入到一个肃穆的出殡仪式，一口棺材抬了出来，这时才听到翻译跚跚来迟的金口玉言：“他死了。”
众人十分不满，叫道：“废话!这我们还不知道!都出殡了，人还能没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