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在中国的坎坷命运

福尔摩斯探案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896年，梁启超创办的 《时务报》从第6期开始连载《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此后又刊登了3篇，分别是：《记伛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今译 《身分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今译《最后一案》)。由此福尔摩斯正式来到中国。

《时务报》作为维新人士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正在为变法大造声势，登载的大多是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为什么也登载福尔摩斯呢?其实，译者的目的是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新奇事物。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科学、民主是中国最需要的。于是，侦探小说中惊险的情节、紧张的场面、科学的侦探方法、法制精神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既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是倡导启蒙的知识界需要的，真可谓两全其美。当时，侦探小说是被当作教化工具来翻译的。

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大量翻译福尔摩斯以及侦探小说表示反对。郑振铎认为，林纾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属于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是虚耗宝贵的劳力。鲁迅也认为，那些包探案，“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

虽然这么多人反对，但1907年以后，整个中国译坛竟成了侦探小说的世界，至少翻译了400部侦探小说。而侦探小说中最主要的就是福尔摩斯。

1949年后，侦探小说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产物，福尔摩斯被全面否定，其探案集被当成“有害毒物”。但是，人们还是喜欢阅读。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黄伊在《尘封已久的往事》中回忆：1955年肃反运动之前，中宣部、团中央和总工会联合组成调查组，调查读者喜欢读什么，发现人们确实喜欢读福尔摩斯。于是他们决定寻找“替代读物”来代替福尔摩斯，又继续对既能吸引读者、又是健康的读物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是苏联的反特惊险小说。

这种小说的情节生动丰富，主人公既是英雄，又是歌颂新生的国家。于是，有关部门抽调了大批编辑、翻译组成强有力的班子，专门翻译出版苏联的反特惊险小说。

虽然如此，福尔摩斯并没有完全消失。刚成立不久的群众出版社，还重新从英文直接翻译出版了三部福尔摩斯探案：《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57年，倏萤译)、《四签名》(1958年，严仁曾译)、《血字的研究》(1958年，丁钟华、袁棣华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福尔摩斯时没有遇到困难，后来还是受到了中宣部批评，中宣部在内部通报中批评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太多苏联反特惊险小说，认为：苏联克格勃那套神秘主义的东西，不应完全提倡，甚至有很多青年因此受到消极影响，造成疑神疑鬼。在这个内部通报的后面，还附带批评群众出版社：“该社还出了福尔摩斯侦探集这种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批评出版福尔摩斯，能理解，为什么还批评出版苏联反特惊险小说呢?那是因为，此时中苏关系破裂。随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示：让群众出版社注意，苏联反特惊险小说不要出了。

1978年底，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提出要“研究和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的新成果、新思潮”。在这种潮流下，群众出版社在1978年12月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选》，包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本书虽是繁体版，内部发行，数量也不多，甚至其出版目的是“为了开阔眼界，并用作我公安司法人员的参考读物”，但这部书还是很受读者欢迎，当时在昆明小西门的“自由书市”上，定价九角的《福尔摩斯探案选》被卖到七元。

随后，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集》。1979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年7月，上海译制片厂译制了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改编电影造成巨大轰动。刚成立的《译林》杂志看到这种情况，在其创刊号上登载《尼罗河上的惨案》，第一次印刷的20万册很快卖完，又加印20万册也很快售空，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黑市价。

但是，这两部作品都受到批评，《尼罗河上的惨案》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结束了这场争论。他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虽然印得多了一些，但不会追究责任，也不会进一步处分。”

这个发言表明，官方不会再禁止福尔摩斯。

到2002年，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已印刷了19次，总印数高达1162000套，成为中国销量最大的福尔摩斯全集。至此，福尔摩斯在中国又遇到了追捧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