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三次大地震

“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发生，地震发生后第三天，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十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示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示”之不易。此时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示”前去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 “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的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30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才广为人知。

作家杨家荣所撰写的《大劫难的回眸：通海7.8级大地震30周年祭》(《边疆文学》2000年第1期)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这时，正是“文革”“批邓”、批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 “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7月30日的头版头条竟是与“抗震”无关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震”，但却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

对“自力更生”的宣传也比比皆是。所以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中国却对世界说“不”，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任何援助。据前国防部部长、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这种观念，是执政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然逻辑。在这种观念和逻辑中，生命被漠视；生命必须从属于 “政治”、“政权”、“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