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说法众多 张学良当年为何不肯施救邵飘萍

邵飘萍的死因，目前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是因为“宣传赤化”，支持国民军等比较正面的原因，另一种是因乱拿津贴，报格有缺等负面原因。前者是根据当时军阀处置邵飘萍时罗列的罪名，以及根据《京报》报道分析得出；后者是最近学者根据当年报人回忆进行研究的成果。这里不一一例举，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共产党刊物《政治生活》，也批评邵飘萍在职业操守上的瑕疵，“邵君晚近言论的确趋于进步的。有时也发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们不能证明邵君发表此种文字时的动机若何……”；“根据北京各报所载，邵君向无定见，以金钱为转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传赤化嫌疑被奉军枪毙。如此记来，似邵君素行乏检，最近又犯军阀，真是罪有应得，死得活该”。对邵飘萍遇难的原因又增加了几分复杂。

在一个法制社会，一个人被判死刑，从理论上讲，和他的道德与社会人际关系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则完全不同，执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与判断，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宣判反对者死刑，而罗列出的罪名只是一个幌子，一个欺骗大众、对付舆论的借口。邵飘萍遇害就属于后者，因此内部原因比较复杂，需要分清楚表面原因和真正原因，间接原因与直接原因，以及远因、近因各是什么。

邵飘萍“宣传赤化”是导致他被杀的表面原因。这也是邵飘萍被判死刑的“罪证”，这个罪证的罗列是有根据的，《京报》在1926年1月以来，报纸上刊登的关于苏俄消息很多，而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学生运动也是事实。关键是此次张宗昌、张作霖父子联合进京，打的旗号就是“反对赤化”，并以此获得帝国主义的金钱支持，因此更需要抓几个、杀几个“宣传赤化”的人给“出资赞助者”交差。但选择谁、不选择谁就全凭他们自己的意志，毕竟《京报》不是刊登苏俄消息的唯一报纸，而邵飘萍也不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唯一人士。邵飘萍的被抓、被杀确有更深层原因。

得罪奉系军阀是邵飘萍被杀的主要原因，这里面就比较复杂。实际上当时骂张作霖的不仅仅是邵飘萍和《京报》，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等对奉系都有微词，但邵飘萍事前拿了奉系的钱却不为其说话，还指责并诋毁张作霖，让张作霖有被戏耍了的羞辱感。因此这是得罪奉系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邵飘萍与冯玉祥关系甚笃，也拿他的津贴，并在报纸上赞扬国民军，指斥张作霖为“违反民意，妄肆野心”，“独夫民贼”等，这又是一层仇恨。不过笔者认为导致邵飘萍被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郭松龄倒戈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关系。这是被很多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松龄是张作霖的心腹大将，曾为张作霖立下赫赫战功。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既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他的部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二人不仅相知，而且相谅。张学良曾说，郭松龄是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二人还义结金兰；张作霖也戏言，张学良除了不能把自己的老婆给郭松龄外，有口吃的都想着他。直到晚年，张学良还感叹道：“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如果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可见他对郭松龄的倚重和深情。但郭松龄和奉系内部另一实权人物杨宇霆不和，并反对张作霖举兵入关的战略决策，他与奉系并不十分和谐。1925年，郭松龄与夫人到日本参观军事，听到张作霖正在日本购买武器，要与南方的国民军开战，郭松龄愤慨至极，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这段历史史学界已有详细论述，并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在这场关乎奉军命运的大事变中，邵飘萍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他不是最早联络郭松龄和冯玉祥的人，但在郭松龄回国后与冯玉祥的联络中，邵飘萍起到了重要作用。

邵飘萍和冯玉祥关系甚笃，曾因不凡的见识让冯玉祥聘请他为高级军事顾问，并得到丰厚津贴，《京报》上常有赞扬冯玉祥革命军的文章。当郭松龄和冯玉祥决定联合之后，他不仅在报纸上称赞郭松龄为“人民救星”，张作霖为“马贼”“人民公敌”，而且在私下的交往中，“主动宣传国民革命的形势，大摆张作霖引狼入室的罪行，促使他及早下决心，与割肉饲虎的张作霖决裂”。更派自己的如夫人祝文秀往来于北京、天津，暗中联络二人。祝文秀曾回忆说，“我经常为飘萍秘密递送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飘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时，总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来，告诉我送信的地点，同时叮嘱我衣装打扮要华丽一点，阔气一点，有派头一点，应对时要机灵一点，”“有时要我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当时冯玉祥驻京郊，郭松龄居天津，祝文秀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替邵飘萍送密件。在回忆中，祝文秀虽然没有提及信件的内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证了邵飘萍在冯、郭联合倒张事件中的作用。

1925年11月22日，冯玉祥与郭松龄签署密约，23日郭通电反张，24日，冯玉祥也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1925年12月7日，《京报》刊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以作配合宣传。

由于郭松龄在直奉前线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张，一度使张面临下野出走的绝境。后来郭虽然被平定，但邵飘萍已经在张作霖必除之而后快的黑名单上。当然此前张也怀“仁心”，希望用三十万的巨款收买邵，创下旧中国最贵的言论舆论收买价格。但被邵拒绝。邵飘萍在被捕后，北京报界曾说情于张学良，希望他能本“尊重舆论”之意释放邵，但游说未果，被捕两天后，邵飘萍被枪杀。

张学良为什么不肯施救邵飘萍，他自己已经留下了答案。据当年上海《民国日报》报道:

“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即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

从以上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开始的时候，张学良还以“宣传赤化”，此事由大家集体决定作借口搪塞众代表，但在代表再三恳请三个小时后，张终于说出了实情，“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如果是犯了别的错误，张都可以和他“私逃”，但这次反叛倒戈，“余实无法援助”。如果不了解邵飘萍和此事的关系，很难理解张学良为什么突然扯到这个事情，但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邵飘萍在此事上的角色。因此，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决没有与郭松龄来得紧密，因此对这个“挑唆”自己的密友，反对“老帅”，而至丧掉全家性命的“教唆者”，一定要杀之以平心头之痛。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已经使张学良在父亲面前无法交代。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作霖痛心之深。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在关键的时候拒绝援手――杀邵飘萍，的确有向父亲表衷心的意思。因此邵飘萍的被害，表面上是因为宣传苏俄、“宣传赤化”，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军反对奉系张作霖，而直接的原因是他暗中联络冯玉祥和郭松龄，促成郭松龄前线倒戈，却落得兵败命丧的结局，而张学良与郭松龄情同师生手足、惺惺相惜，在痛惜的同时，还面临着父亲张作霖的指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邵飘萍缓颊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