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中国孩子 在前苏联不寻常的经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在前苏联度过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的经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罗亦农之子罗西北等。在中央党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作者王凡东平)、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作者单刚、王英辉)中，披露了在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特殊的年代、非常的环境下所发生的不该遗诸史册的往事。
●毛泽东首肯，他们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经毛泽东的首肯，周恩来夫妇及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一起飞往苏联。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6人团11月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后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行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毛岸英人生的一大憾事
当时，多数孩子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在战场上与法西斯一决高低。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戴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战斗。
●贺子珍被送进苏联的精神病院
1943年，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的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长得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过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培养自己的技术专家
1948年，毛泽东决定向苏联派出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21个人。他们是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绍明，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之子肖永定，王稼祥义子朱忠洪，高岗外甥江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项英烈士之女项苏云等。
1948年9月2日，21名同学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到达苏联车站，大家惊喜地发现，迎接他们的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
当天，21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送往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
●当苏方忘记他们的存在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些学校在名望和教学水平方面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学校相提并论。这一情况，与大家的期待相去甚远。
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为了顾及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苏方刻意淡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不能进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正规大学就读。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一方面，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时局进展的消息；另一方面，苏方似乎也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境遇不再给予关注。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既然来了苏联，就要进入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是就在伊万诺沃这样的小城里，不明不白地度过留学生涯，回去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大家心急如焚，加上对气候、饮食不适应，有些人病倒了。
就在大家沮丧苦闷的时候，叶楚梅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叶剑英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青年们争相传阅这份沉甸甸的来信，父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重新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理想之火。
高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3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21名同学的父母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廖夫来调查此事。
1949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到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谢绍明讲，在大家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49年夏天，苏联红十字会安排大家到莫斯科附近的谢涅什疗养院休养，途中要经过莫斯科。伊万诺沃方面不知何故不愿让大家去莫斯科上学，就将其中两位同学扣下来不让走，希望借此牵制中国的学生们。大家暗地里把两人的行李运上车厢，就在列车启动的时候，两位同学偷偷爬上列车。21名中国学生终于结束了曲折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正规学习生活。
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
中央关于留苏学生学什么，有比较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任弼时同志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传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也不赞成学习文科。他强调，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因此，“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成为大家选择专业的原则。
●苏高校荣誉榜上有了中国留学生的名字
1949年9月1日，这批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通过勤奋努力，大家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苏联高校的荣誉榜上，第一次刻上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留学生的名字。
作为年轻的人民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经历了比后来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砺。在管理这批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部门逐渐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与苏联同行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1948年派遣留苏的21人，客观上为后来的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工作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而他们的优异表现，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卓越的楷模。
除个别人中途因病回国外，1955至1956年期间，这批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陆续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对于这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组织部最初的分配方案，这批大学毕业生将被安置在各大部委。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见时，大家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后来，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些人走上了行业领导职位，还有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