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想起“五四”不能不怀念北洋军阀政府

“五四”是值得纪念的：“五四”学运并没有因为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就怀念大清的统一与强盛。

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总体上肯定“五四”学运的人都占多数。因为肯定“五四”学运，就难免要痛斥鎮壓它的北洋军阀政府，似乎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近现代除汪伪政府以外最坏的政府。尤其是大陆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说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其实是很冤枉的。政府与人民之间乃是真正的“鸡蛋关系”：好鸡常下好蛋，好蛋常成好鸡；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运那股朝气，我就本能地怀疑北洋军阀政府坏不到哪里去!

仔细一想，再一查，我竟然发现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之一：

我找了几本经济史的著作翻了翻，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我又找了几本近代史的著作翻了翻，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但是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也没有发生成千上万地饿死人事件。根据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但北洋时期的好处远不止是这一点，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黨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摘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階級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学运的同情和支持。

而这一切即使不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英明领导的结果，至少也是它容忍的结果。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北洋军阀为什么不那么坏或不敢那么坏?我想一方面是得益于辛亥革命多少改变了政府与人民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政治上皇权绝对垄断地位的打破。清廷的家天下被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制，掌握权力的不同势力之间就不能不发生竞争，就不能不发生“你不行我来执政”的问题。尽管这种竞争还不完善，没有进化到采取真正民主选举的办法来确定执政者，但军阀们仍然能够意识到人心的向背对军事力量竞争的辅助作用。

类似的现象我们在历史上很容易找到。西欧为什么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文明时代，恐怕与西欧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而存在竞争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战国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辽宋夏金时代，统治者们都不断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名义下发动屠戮同胞的战争，但由于存在这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统治者也不能不减轻对民众的压迫，结果这几个饱受战争之苦的时代反倒成了经济发展较快、科学文化繁荣、人民生活相对富庶、民气也比较旺盛的时代。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但專制的大一统似乎是比战争更大的灾难。战争给我们带来重大的创伤，而通过战争所形成的專制的大一统则往往使我们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