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的江湖

闯关东的流民来到东北后，除了部分从事农垦外，还有很多人加入各种行帮，他们往往和老乡或熟人通过“结拜”的方式凝聚起来，从事淘金、放排、采参、狩猎等行业。这些纷乱而传奇的行帮，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关东江湖图景。

在关东，淘金人供奉的老把头(即鼻祖)是山东人孙继高。孙继高从小到关东淘金，后来腿疼冻死在长白山里，死后成神，专门保护淘金的。每年的三月十六日是老把头的生日，那一天，所有的金班都要停止生产一天，像过节一样，集合、上供。酒肉果子都用红布遮掩着，排队来到神龛前祈祷。个别身体不好或者家里有灾难的，还要单独说些悄悄话，求得老把头的照应。祈祷后，大伙一块回去喝酒。头三杯酒不能喝，要一杯一杯地倒进林子里，算是敬老把头，然后才能端杯动筷子。淘金人还大多信奉南海观音菩萨和关羽武圣。在东北一带的几个大金场，都有工人们集资修建的“关帝庙”。矿工们以“义”为核心，靠“义”来交往，对付大自然和恶劣势力。

木把们(放排人)最重要的信奉，是木排在江上运行时的规矩。上排前，先要在排窝子里烧香，杀猪，供拜水王，即龙王。然后杀鸡，把鸡血滴进碗里喝血酒。一旦起排，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尤其是“翻”字。比如，吃鱼如果要翻过来，就说“划过来”；管筷子叫“顺子”。

这些习俗对放排人有很重要的精神作用。当时，北流水从抚松放到吉林船厂，就要经过六六三十六个哨口，什么“抽水洞”、“老恶河”等，每一个都足以要人命。

挖参的进山后，先找个地方搭“老爷庙”(把头庙)，然后把头领着大伙齐刷刷地跪下，祭奠老把头，希望老把头能给一些“宝物”。一般的祭奠仪式是这样的：包上糖饺子供上，点香烧纸，“索拨棍”(挖人参的用具)齐刷刷地排一溜，把头带头磕头，说：“老把头，俺们爷们就要进山了，求你保佑太太平平的；多拿棒槌多拿宝，回来杀猪买猪头，再来给你上供。”这时，弟兄们一起说：“上山挖棒槌，下山捡鹿角!”说完了，拍拍膝盖上的土，开始放山。

各种行帮混杂在东北，难免发生冲突，这时候，有枪有武力的匪帮，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地位，而那些以经济生产为目的的行帮，如木把、淘金、采参等，则成为“弱势群体”。

匪帮最愿意光顾的是淘金客。淘金帮里，把头到小打(资质最浅的)，都等着“分包”这一天。“分包”就是劳金，每人一份金沫子。手里有了金子，最犯愁的是如何带出去。当年，各个出金子的地方外围的路口、山口都有土匪把守。金把头要早点“下底”，摸好主要路口是哪位大爷负责，先打通关节，这叫“上疙瘩”。

而大多数淘金人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淘来的金子白白送出去，就独闯“关卡”。有的把金子藏在猪肠子里，吞进肚子，等过了卡再便出来。有的藏在葫芦里，插进肛门。但不少淘金子却最后让金子“药死”，尸抛荒野，被人开膛破肚，从肠胃里翻扒金子。更有闯关东的淘金人，为了把金子带回老家，就宁愿死去，让其他弟兄把金子装在他的肚子里，再把他的尸体送回家乡。有一首歌谣唱道：“出了山海关，两眼泪涟涟；今日离家去淘金，何日才能把家还?一把金沙亮闪闪，得拿命来换。”

但匪帮也并非逢人就抢，一些匪帮有严苛的规定。比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等，是不可以抢的。民国初期，著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甚至曾亲自约束部下，要求不但不能对洋人动手，还要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算得上是有“国际眼光”的土匪头目。

匪帮之间，也严格按照江湖规矩相处，恩仇分明。每股土匪都有绿林“报号”，也就是对外的名号，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帮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帮，相安无事。抢劫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人前来投奔。

一些大的匪帮，已非简单的靠抢劫为生，而是掌控地方，带有一定政权性质。东北沦陷期间，东北老金沟金矿一个叫王瑞义的人，报号“扫北”，此人当时掌握了鄂伦春游猎武装，和抗联、各路山林马贼以及日伪军警都有联系。他以信奉关帝为名，广泛结交各行任务，兼管皮货、烟土、黑枪、黑弹的走私，还开采沙金，成为老金沟矿乌拉嘎金沟的地方势力。

正是在国家政权控制力下降甚至丧失的空档，各类行帮逐步坐大，而随着国家控制力的重新恢复，行帮们以及他们所生存的关东江湖则风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