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铺的孩子
电影《黄石的孩子》正在上映。这其实是一个有真实背景的故事。当年那些“黄石的孩子”中，还有不少人健在。不过，老人们对片名并不喜欢，因为跟湖北黄石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在盼着影片上映，因为它寄托着他们作为历史亲历者，无限的叹惋、感激和思念。
校长病了
1945年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甘肃一座名叫山丹的小县城，晚风徐徐，一阵钟声随风飘来，打破了小城的寂寥。钟声响起的地方，是城南的一所学校———“培黎工艺学校”。此时正值暑假，学校师生们计划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山丹城南的焉支山，孩子们都很兴奋，谁也没注意到，他们的校长———乔治·何克，恰好在这个时候病了。他觉着头疼，头昏脑胀，下巴疼痛，还有点发僵。脚上的伤痛也很恼人，一个大脚趾头不知怎地碰破了。培黎工艺学校的另一位校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这个名字后来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帮何克清洗了脚趾上的伤口，擦上碘酒并包扎好。何克自己没把这点小病痛太放在心上。这一年，何克刚满三十，年纪轻轻，身体本来应该很好。就连那回染上欧洲人最害怕的伤寒，不也挺过来了么?
来到中国
何克那次染上伤寒，躺在离北京不远的某个农村小旅店里奄奄一息，是在1939年春天，也就是他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中国，原本只是何克周游世界之旅中的一站。
乔治·何克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时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他打算在成家立业之前绕世界转转，开开眼界。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何克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
此时，中日之间的战事正愈演愈烈。发自中国的消息，经常占据着西方各大报纸的头条。23岁的何克留了下来，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
1939年春，何克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这一次，他想跟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前去采访。然而，不幸的是，在旅行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染上了要命的斑疹伤寒。
幸运的是，旅店里居然又住进一位外国人，而且是位40来岁的女护士!———凯瑟琳·霍尔，新西兰人，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凯瑟琳用一条毛毯把昏迷不醒的何克裹起来，抬上骡车，拉到了晋冀交界一个叫宋家庄的小村。何克奇迹般扛了过来。清醒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身在红色边区。聂荣臻将军不知从哪里得知何克的事，派人送来了邀请信。何克满怀兴奋地进入八路军驻地。他把见闻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写进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书名就叫《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工合”相遇
就在艾黎带着远足的学生们离开学校不久，何克的病情开始恶化，第一次出现痉挛，全身抽搐。学校里另一位外籍教师骑马把艾黎叫了回来。
艾黎赶回学校，察看了何克的病情后，艾黎猛然间意识到，何克会不会是得了破伤风?他赶紧给武威市一位姓徐的大夫打了电话。不过，武威距离山丹还有160公里路程，大夫赶过来需要时间。
艾黎比何克大18岁，两人第一次相遇时，艾黎正在为工合运动而四处奔忙。“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工合运动最早由斯诺夫妇和艾黎倡议，随即得到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
1938年初夏的一天，艾黎在汉口一家餐馆里碰到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说要介绍两个不错的年轻人给他认识，其中之一便是刚到中国不久的乔治·何克。
小任姑娘
在后来许多人的回忆里，小任是何克倾心爱恋的女友。小任名叫任立之，当时是“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在小学校里当教师。任立之今年已经91岁，在北京安享晚年。“何克是个好人。”老人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1940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统一战线遭受重创，工合组织内部也开始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思想进步的任立之决定出走洛阳，再想办法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对小任姑娘的决定，何克没有阻拦。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任立之说，何克不是个自私的人，他了解她内心的追求。但她不知道，何克是多么看重她。在一封家书里，何克不无伤感地告诉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她选择了她的国家”。任立之走前托付何克一件事。
“我们妇女部里有个人叫聂长林，其实是个地下党员。他家里有4个孩子。聂长林为了躲避国民党迫害不得不离开后，他一家生计就没着落了。”好心的姑娘请求何克，如果有机会，略微照看一下聂家妻儿。何克慨然答应了下来。
双石铺
任立之托付何克照顾的聂长林的四个孩子，老大叫聂广淳，老二叫聂广涵，老三叫聂广涛，老四叫聂广沛。提起何克，老人们无限怀念和伤感。
1941年5月，“工合”社员李大爷突然找到聂家，说是宝鸡那边有人愿意帮忙照顾孩子。聂母一听赶紧答应，老大、老二就跟着李大爷到了宝鸡工合总部。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何克。带着“两个儿子”，何克来到了秦岭脚下的一座小镇———双石铺。这里有一所“工合”开办的培黎学校。何克已经接受了重庆工合运动委员会派给他的一项新任务：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早晨第一件事是洗脸，每人都发有一块毛巾。让孩子们明白讲卫生的道理，对年轻的校长而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克曾做过调查，他的学生里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长虱子是正常的，不长虱子才奇怪。上午是文化课，下午在机器上实习操作或者劳动。何克甚至仿照英国教育体制，在学生们中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让他们自我管理。
转移
1942年底，聂家兄弟的母亲病故，何克又把老三聂广涛、老四聂广沛接了过来，四兄弟在双石铺团聚了。
1944年夏秋，国民政府提出征兵10万，16岁以上的男孩子全要被送上战场，何克闻讯，赶紧把老大送往甘肃天水暂时躲避。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和学生们去缅甸战场，更不想让他们把枪口对准八路军。
但政府逼得越来越紧，除此之外，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也不得不考虑了。1944年，50万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从西安、宝鸡，甚至小小的双石铺，都可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腹背受敌，艾黎坚决主张学校转移。有天下午，一个学生看见何克一人爬上了学校旁边的丰禾山，他跟了过去。登上山顶，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
真的得走吗?如果非走不可，该把学校转移到哪里去呢?艾黎提出，搬到甘肃山丹。艾黎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曾到过那里。”一听这话，何克终于下了决心：“好吧!就让我们去那里迎接红军的第二次到来吧。”
“我们的小长征”
这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要搬走的东西实在太多。光机器设备就有大约15吨，更何况何克连腌咸菜的大缸也不舍得放弃。到了山丹，一切得从头开始，能多带一样，将来建校的麻烦就少一样。
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足够的钱，只有两辆大车，拉车的骡子也不够。从双石铺到山丹，是1000多公里的漫漫征程，一群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那么多“坛坛罐罐”，实在愁坏了年轻的校长。
离开双石铺，不多远便是甘肃境内的两当。聂广涛完全记不起当时的细节，但他在1997年重走这条路时，着实吃惊不小：“从两当到天水，几乎全是山路，峭壁上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路边到处是提示牌，提示司机山高、坡陡、路弯、涧深。可当时何克带着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直到1945年3月上旬，精疲力竭的校长和他的30多个孩子们终于到达山丹。多年以后，艾黎在自传中提及这次迁徙，骄傲地称之为“我们的小长征”。
破伤风
在山丹，新的学校租占了一座大庙，学校的重建很顺利，一切都在走上轨道。1945年7月3日，何克又写信给母亲，让她放宽心。在信的结尾，他安慰母亲，并向她保证：“我会回去的。”
谁也不知道，就在此刻，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徐大夫诊断了何克的病症，百分之百地断定：何克得了破伤风。治疗破伤风需要注射血清和抗生素。但徐大夫那里却没有。何克的病情越来越重。僵硬首先蔓延到脖子。
7月22日中午，学生孙必栋走进了何克的小屋，轮到他值班看护了。“他的眼睛睁不开，喘着粗气，呼吸好像很痛苦。嘴里模模糊糊地说：‘水，水。’”孙必栋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泪光闪闪。大约一小时后，又一次痉挛突然袭来，何克的全身关节都在响。孙必栋吓坏了，赶紧冲出门去喊艾黎校长。几个人冲进屋里，只见何克的头和下肢后弯，身体向前，正是破伤风的典型症状“角弓反张”，用手一摸，已经没气了。
艾黎走上前，用双手把何克的遗体侧过来，照着他的屁股打了一巴掌：“(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嘛!”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屋里院里，哭声一片……
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何克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8年艰苦卓绝的时光，却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一天。
何克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诗句：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战斗/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其实，还有一句话可能更适合作为何克的墓志铭，那是他的朋友路易·艾黎在为他的书《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所作的序中写下的：他的生活和工作，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