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该有些不被淹没的东西

一场无水的沉没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陇海线上的潼关县城，几十年前本是一个叫吴村的地方。历史深处金戈铁马的潼关，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浩叹不已的潼关，已然不在。这座古城死得不明不白：按照三门峡水库最初的规划，它应该静静地躺在水库下面。人，搬了；城，拆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门峡蓄水后的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古城。这个事实隐藏在中国当代水利史的深处，多年来从未被提及。

据《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记载：“古潼关关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修葺，基本保留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拆掉潼关城楼，现在还留有土垣，关左有新建的黄河铁桥。”

历代潼关的知县总兵，不管文官武将，都懂水文水利，是治水的专家。潼关紧挨黄河，关城与黄河没有多少高差，千百年来城墙竟从未垮塌，潼关从未被淹过。北城墙的基础是用巨大的条石砌成的。雨季，黄河水涨，波涛汹涌，城墙就成了大堤。潼关城的选址，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对黄河水文和河水流量变化的深刻认识。人、古城和大河，在这里奇迹般地保持了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被淹没的中流砥柱

三门峡顺流而下400米，河中有巨石屹立，其中一处名曰砥柱。河水至此，激起巨浪，汉语文中最声名显赫的词之一“中流砥柱”即由此而来。

1954年，中国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这些苏联专家是搞水利工程的，擅长修筑坚固的水坝。他们随手一指，“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随行的中国水利专家频频点头认同。规划过程中，其他学科的专家并没有参与，自然也没有人指出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沉淀着丰厚的历史文化。

该年10月，规划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提交设计报告，将水位在350米的基础上提高到360米，库区淹没农田面积由200万亩增加到325万亩，移民由58.4万人增加到87万人。

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古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在水库蓄水前，潼关等几个古城被迫不及待地拆掉了，居民也迁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

1962年，大坝施工完成。当水库水位为332.5米时，黄河流量为2000秒立方。黄河水受到拦截后，在水库底部造成回水顶托流速减缓，泥沙沉降，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入黄河的堑口抬高，河底淤积的渭河成了悬河。一场大雨后，渭河淹没农田25万亩。如此，水库水位还未达到340米时，就出了严重的问题，三门峡不得不开闸泄洪，降低水位，同时大坝开始改建，高坝变中坝。1969年，三门峡开始第二次改建工程。当时国务院批准确定的非汛期水位为310米，比原设计低了50米，三门峡电站从计划的高水头改为低水头发电。

正是这几十米决定了潼关等几座古城的存亡。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和蒲津渡。然而这些古城都已不复存在。

360米的“虚高水位”，是留在历史和科学发展长河上的虚假的刻度。它造成的水文，可能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损失和灾难，不应该在今天水落石出吗?”

何止一个潼关

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流程，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当年建设三门峡那样的政治热情已然消退，但在西南地区兴建水电工程的热潮一再升温。

让人痛惜的决策，远不止一个潼关。在文学、思想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玉门关，在1958年全国兴修水利的热潮中，为了在疏勒河中游修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原双塔水库，永沉水底。

疏勒河沿岸历史上就是屯垦之地，修建双塔水库大坝，不过是把传统水利变成了现代水利，把下游灌区的农田，移并到了上游。即使水库非修不可，在选坝址时也应该做些调整，把古玉门关保留下来。试问，乱山石中的大坝，与一首唐代诗人的佳作相比，谁能流传得更久远一些?

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而且可以永续利用。即使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失误，水库非建不可，也不该无视三门峡奇观本身的价值，如果当年能把坝址往上游移几公里———这只会增加有限的造价———就能使很多历史人文景观得以保存。

如今，一座新修的高速公路蝶形立交桥，穿过潼关古城的西关———而10年前，这里是潼关古城墙保留最完整的地方。现在恢复潼关古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