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甲午战争与旧秩序的崩溃

当京城的绿营兵在1894年秋天奉调至山海关时，人们有理由为大清帝国的未来表示忧虑。一位目击者说，人与马都很瘦小，还没走出城南就已挥汗如雨，马鞍上挂着鸦片烟枪，一些士兵手里端着鸟笼，吐出嘴里的食物喂鸟，另一些人则显得又饥又渴，眉头紧锁。

创建于19世纪初的绿营直属于兵部，创建者希望它能够替代战斗力曾强大一时，但彼时日显衰败的八旗兵，但仅仅几十年后，它就追随了前者的脚印，不管是面对外敌还是国内的叛乱，都不堪一击。长期掌管着清国海关的赫德曾在1865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帝国的军队只有当叛乱者撤退后才敢前进，杀几个农民谎报胜利。而杭州一位粗通文墨的居民编出了这样的打油诗：贼至兵何在?兵来贼已空。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大清帝国，这个以暴力建立合法性的政权失去了力量。

没人指望绿营兵能够击败日本。当大清国与日本的冲突在1894年7月爆发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李鸿章指挥的军队上，他们大都出身于湖南与安徽，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训练下，士兵装备了现代武器而非长矛大刀，通过对个人与宗族的尊崇，这些地方武装拥有了令帝国嫡系部队黯然失色的战斗力。而李本人一手兴建的北洋海军经过20年的经营，按照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的计算，它的装备已名列世界第八位，日本则排名第十三。它的指挥官们很多在英美受训，与日本那边的对手们曾是同学。1891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时，连日本的明治天皇也为舰队的实力而赞叹。那正是一个美国军事专家马汉所说的“海权”决定国家兴衰的年代。

2005年2月12日，我坐在刘公岛上看着那些被打捞上的舰队残骸。整整110年前的今天，北洋水师最后残存的武装力量也投降了，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凌晨自杀。关于那场持续了7个月的战争，历史学家已尽可能挖掘出了尽量多的细节。但仅仅重温那段屈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历史早已过滤掉复杂的情感，只留下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与数字，如果简单地重复它们当真就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惟一东西是，没有人能够从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场战争中充斥着太多的荒谬性。我不能假装能够理解为什么叶志超在并未战败时就匆匆悬挂起白旗；不知道1895年2月6日大敌当前时，“来远”与“威远”的管带邱宝仁、林颖启为何仍能从容地上岸嫖妓；为什么大清国将领最赤胆忠心的作为不过就是吞食鸦片自杀。在紫禁城内，没有人真地在乎战争的输赢，比起外敌，内部人的权力斗争才更关键。在这场战争悲剧性的高潮到来之前，那位当时最有权势的女人决定挪用海军军款修建自己的后花园——宫廷内的个人喜好远比什么国家利益要重要得多；而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战争根本就从未爆发，只要给一些钱，老百姓就会欢天喜地给敌人带路，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国家这一概念，“中国”是外来者来称呼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朝代的更替……

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片段，最终都如磁场内的磁针一样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帝国的溃败。玛雅文明为什么消失?罗马帝国为何衰落?文明与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似乎逃避不了成长与衰亡的周期命运。即使到了现在，分析家们仍无法明晰这样的复杂问题。尽管历史的绵延感如此强大、充斥的变量又如此之多，但的确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变量都在朝向更糟糕的方向，就像传染病在大规模爆发前的临界点。甲午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临界点，它无情地证明了之前那一代中国精英的努力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它的寿命，而之后，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尽管做出了更富变革意义的举措，却最终证明挽救的速度早已追不上衰败的速度。而帝国最后的捍卫者们也被迫承认，日渐全球化的历史已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有步骤，但过分缓慢的改变，他们的命运不再仅仅由自己主宰，而必须与外部世界共同分享，游戏规则改变了。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能仔细观察一个曾经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退化及最终死亡。一切历史最终都是思想史，单纯的历史事件不会重演，但是人们在应对挑战与挫折时的反应，却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在150年来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三方面：消除外来的侮辱，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匹配的地位；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它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组织与现代文化。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1823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口在100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它们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

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極權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3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4. 5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晋升之路被封死之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受到的屈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在1850年代就曾显得脆弱不堪，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强力；而一支用变形的基督教统一了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之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与文详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他们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反叛。他们正直、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了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逐渐专业化，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在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包括机枪与克虏伯大炮；在1860年代，随着各路义军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腐败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階級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自1860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專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8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眼中，黄金时代总是存在于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他们采用的各种手段，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自身，都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所有近代化的努力，都像附着在内脏已经腐烂的身体上的光鲜皮毛，在任何一个考验面前，这种分离都如此明显，对于中国政治系统的官员来说，中日战场上的输赢，其重要性远比宫廷政治要小得多。改革虽然暂时扭转了内部传统部门的颓势，但不过是加固了那些本应被改变的体制，它使一个王朝延续了更多的时间，却没有向现代国家方向演变。向它所期待的康乾盛世一样，王朝或许可以击败来自内部的叛乱和来自中亚腹地的挑衅，却对来自海洋那边的挑战无力抗拒。

当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来说，它的刺激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过去被他们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仅仅一代人之后，就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这一事件几乎彻底冲垮了中国人最后的信念上的优越感，而对于老一代官僚来说，他们终其一生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不堪一击，伴随着他们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官僚系统再次迅速地回落到无能、腐败、道德崩溃的地步，从地方开始的振兴活动，也促成了地方与中央的分离，并为后来的军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甲午之战的惨败激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希望能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本身上进行一场变革。但很快，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发现，变革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们需要得到来自最高权力的支持，他们在面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时需要更多的技巧，他们还发现广大人民需要被唤醒，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国家与世界茫然无知、麻木不仁。这些变革者甚至意识到，他们还要创造一个“中国”的概念，然后去拯救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然而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政体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组织的支持。历史课本早已将19世纪的中国描绘成半殖民地社会，但事实上，来自外部世界的改变仍旧很少，中国与外界最活跃的纺织贸易只影响到通商口岸的一小部分人，97% 以上的中国人仍在穿着土布织的衣服，农业与手工业在经济中占据着绝对的主题；现代国家应该拥有的公共系统只露出很少的迹象，更何谈现代交通运输、通信和教育系统；现代意识更是少得可怜，那些北京的改革者们的声音最多能被几万名同道听懂，对于广阔的乡村世界来说，生活仍如几十年前一样，暗淡、迟钝地进行着，鸦片是对抗这种沉闷的最好方式……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幅员太辽阔了，它总能寻找到回避根本的变革的方式。当美国的“黑船”来到日本时，这个国家无处可躲，只能正面迎接变化；而在中国，即使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仍可以相对从容地逃到陕西。帝国的惰性总是不自觉地拒绝变革，而变革发生后，它传播的速度又过分缓慢。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一个组织患有绝症的原因有三个：一，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功能体是为了达到组织的外在目标，共同体是为了满足成员自己的需求，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组织的外在目标；二，对环境的过度适应；三，沉醉于成功的体验。超过2000年的相对一致的历史，使得中国人极度适应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即使当一些新挑战到来时，他们也仍重复性地使用曾经有成效的老办法，比如“同治中兴”。

但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收到渴望的成效，百日维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休克疗法”，没有得到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强的权力支持。虽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0年，清政府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此刻，这个组织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而且它最终发现自己已无力面对层出不穷的危机。而且在20世纪初，中国已不具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相对不受打扰的改革条件。更为彻底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国际环境的压力对于中国的压力更为显著，中国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一个崭新的世界潮流的分歧越来越不可调和，不同背景、思维与利益的群体间越来越难以相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挽救她，而这场革命必须从一切方面洗刷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