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978年11月30日，50个上海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悄悄”来到了苏州。在当时，没有人敢宣称自己“出去旅游”，而仅仅说是“散散心”。

旅游，这种在“文革”期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以这种“散散心”的方式，悄然回到上海，并很快在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和高级职员中间流传开来。

1979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报道称，“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停办了十多年。现在恢复后，报名参加者很踊跃。

7.5元的苏州一日游

1978年12月底，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旅游组。这是上海的旅游业在“文革”之后开始复苏的最早迹象。

当时，一汽服务公司的5个车队近50辆大客车，要在每个工作日接送上海郊区和安徽的三线工人上下班，而周日这天是闲置的。担任调度员的戎良，曾经是解放前上海最早的有声旅行社的导游，他想可以利用周末搞苏州、无锡、杭州短途旅游。戎良手里掌握了大量客源的名单。这些老客户及其子女和亲戚朋友，成为后来旅游组的早期客源。

首班“苏州一日游”的客人很满意。到1980年，一汽旅游组最火的线路“海宁观潮”，一个周末就能开出五六十辆50座的大巴。

一汽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整个上海旅游。1979年2月，上海旅行社复社。第一家专业旅行社终于重新在上海滩立起大旗。到了1981年，上旅、一汽旅游组等有了春秋、东方、新华旅行社等强劲的竞争对手。

一汽当时最经典的线路是“苏州一日游”，经济团每人只需7.5元，便可以在苏州最有名的饭店松鹤楼吃一顿午餐，一桌10人，四个冷菜八个热菜。

而“杭州一日游”的飞机班则是当时最贵的线路，每人21.5元。吸引游客的是它的交通工具——一架美国二战时留下来的飞机，能够直接从上海飞到杭州。有些游客为了坐飞机而专门报这个团。当时，上海地区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是58块。

早期的旅行社重社会效益不重经济效益，上旅“苏州一日游”报价7.5元，旅行社只赚5角钱。人们旅行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为观光，对物质的要求很低。

出门旅游先换粮票

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旅游者，还是旅行社，出门都远不如今天这么容易。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打印机、传真机，电话费很贵。一汽的导游每每统计了游客人数后，都要发电报到苏州、杭州的旅店，告知游客的到达时间、所需房间数量和用餐标准等。

旅游线路的广告传单上，还要注明旅客需“自备半斤粮票”。游客在出门前，则必须先拿着单位出具的出差证明，到粮管站把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只有这样，他们在异地旅游的时候才不会饿肚子。导游只有在收了游客的粮票后，才让汽车前往目的地。

那时还没几家宾馆，游客都睡招待所，4~6人一间的大通铺，或者那种单人的板床或铁床，一个楼层一个厕所和洗澡间，晚上只有两个小时供应热水。

当时，有载着游客的汽车到了千岛湖区。“当地的农民跟着车队跑很远，不知这些人来干嘛，要轰走他们”，因为人们的头脑里没有一点“旅游”的概念。

担心把“特务”放进来

1978年，随着旅行社等民间旅游的兴起，上海官方也开始将旅游纳入视野。当年5月，上海市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当时官方对旅游的定义主要是为外事服务。

而此时，邓小平已经在中央高层会议上强调，“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放积累外汇”、“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即旅游和石油)工作”。

旅游局成立之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接待外宾的国际旅行社上。旅游局宣传处出的上海风光明信片、期刊和地图，都是中英日文三语，目的是外宣而非推动本地旅游业。

而即便在当时，对于对外开放问题，中央高层会议还是有一丝疑虑：“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当时有中央的高层领导提出，“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会不会腐蚀干部，把干部带出去?那些落后的地方，不能给外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