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之谜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物，总是被外国人巧取豪夺，总是不断地流到国外，这种事在今日也时有报道，但鲜有听到某国的文物流入中国的事。但在历史上，我却知道有一个中国人，凭着一己之力，克勤克俭，把外国的珍贵文物带到中国。

2005年10月，陈丹青在纪念徐悲鸿的一次演讲中，曾“顺便一提”地说道：“那时驻法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19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在美院。”

这位公使就是我的祖父、中国油画之父徐悲鸿的好友———孙佩苍先生。

祖父，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是1944年出生的，祖父那时已去世两年，我是他从未谋面的长孙。祖父曾是中华民国的参政员，尽管他并不是搞政治的人，但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却把他推上了政坛。据说当时每省有两个参政员的名额，当时东北的一个名额，两派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争来争去，最后达成妥协，把这个名额给一个社会名流。祖父是专攻世界美术史的教授，又当过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校长(国内当时也有一所“中法大学”)，最后因其知名度高而当上了这个参政员。

没经历过后来那一特殊时期的人不会知道，海外关系是最令人恐惧的关系。为了不给子孙带来麻烦，无论奶奶还是父母，对此话题均是闭口不谈，讳莫如深。随着他们的相继去世，祖父人生中的很多事也成了永远的秘密，就连他的照片也在“文革”初期被全部销毁。

记得我每次向父亲问起祖父的事时，父亲总是一言不发，母亲的态度正好相反，总是以罕见的耐心千叮万嘱地说：“你给我好好记着啊!你生下来时他早就死了，你又没和他见过面，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填写社会关系时，千万别写什么爷爷……”这么郑重的教诲，我自然牢牢记在心头，不敢忘记。

拾起记忆是在1980年代以后，关于祖父的情况，我最先看到蒋碧微的回忆录。里面记载了祖父的人生片段。这些在别人看来平平淡淡的记载，对我来说，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比如书中提到祖父请徐悲鸿到法兰克福的博物馆去临摹伦勃朗的名画《参孙与大莉拉》，在该书五十余万字的回忆中，是唯一一次用六百余字来描述一幅画的内容和作画的过程。书中所说的这幅画，我是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挂在祖母的客厅里，小时候去祖母家拜年，每次看到这张杀人流血的画我都很害怕，对这幅占据一面墙的大幅油画记忆犹深。

之后，我遍访了我的家族尚在人间的诸多成员，又在互联网上看到数量让我吃惊的有关祖父的信息。郑振铎的回忆录中、台湾画家马白水的评述中，都有不少有关祖父生平的记载，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竟然看到了祖父邀请程砚秋赴法演出时的合影!

春梦———搏出一片天地

祖父有四个子女、八个孙儿孙女。

祖父出生在河北涿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祖父曾做过抚顺的道台，在19世纪末进行的朝鲜战争中，曾因给养有功风光一时，后因战争失利而获罪革职。从此家境一落千丈。到了祖父的父亲那辈，已经是河北霸县的一个贫苦的瓦匠了。

祖父自小聪慧好学，他的那位道台爷爷，在儿孙辈中，独独看中了这个孙儿是可造之才，便在家里给他上课。祖父自小迷恋绘画，十六岁时，为了实现他的画家梦，登上了一艘法国货轮，以做炉前送煤小工顶船票，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了法国巴黎，靠在街头给人画像维持生计。一天，一个法国长者注意到他———可能是那时在法的中国人还太少吧，中国留学生大量赴法是在一战后拿官费去的———这位老者和他交谈了一番后，便雇他为家中的仆人，除了包食宿外，还答应免费指点他的绘画。此人是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当时的知名画家。在这位高人日复一日的悉心点拨下，祖父终遂所愿，考上了这所美术学院。

在学习的过程中，导师发现祖父绘画的潜力有限，于是建议他改学西洋美术史专业，祖父接纳了建议，退而求其次，把对绘画的一腔热情，全部投入到对世界美术史的钻研中。

这里单说一件事，祖父做学生时，还要在业余时间打工挣钱，他不选报酬高的工作，而专找承印美术品的印刷厂当小工，为的是把印制不合格的废品拿回家做资料。此事后来被老板发现，问其缘由，祖父如实相告，老板感念他穷而有志，便在印制时多印一张送给他。

祖父二十二岁学成回国，被委任为当时的奉天省的视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处长)。在此期间祖父娶妻生子，又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官差，但祖父心中最重的不是金钱地位和家庭，而是无时无刻都放不下的宏愿———撰写世界美术史。

祖父本想孤身一人再次赴法，但遭到祖母的坚决反对。于是一张一等船票，换成三张三等船票，祖父祖母带着他们的大女儿一起去了法国。

和徐悲鸿的友谊

正是由于再次赴法，祖父结识了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徐悲鸿先生，他深知徐的绘画天赋，徐也赞赏他的鉴赏能力。祖父佩服徐先生，是祖母口中经常的话题；至于徐先生对祖父的评价，却是我去徐家后才知道的。

那是在1981年，通过我的同学徐芳芳(徐、廖之女)，我见了一次廖静文。她家好像就住在虎坊桥的居民楼。廖女士人如其名，安详而和善。我希望她可以告诉我一些有关我爷爷孙佩苍的事情。她说：“我并没有见过你爷爷。但徐先生曾说过，如果你爷爷在世，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鉴赏家。”

标志着他们友谊的一件事是：祖父和徐悲鸿、邵洵美、常玉、张道藩等留法好友，曾自发组织了一个乡友会性质的团体“天狗会”。之后，一直在国民政府任外交公使的谢寿康被推为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祖父孙佩苍是军师。“天狗会”的成员经常聚会，无非是谈天说地，交流彼此的情感，并无任何政治色彩。在德国时，祖父干脆在徐家搭伙，由夫人主厨，祖父和徐先生洗碗打杂。

在德国时，祖父和徐悲鸿一起，利用马克贬值，都购进了大量的油画。绘画方面，徐先生是行家；鉴赏方面，则是祖父眼光独具。两个人都是嗜画如命，尤以祖父为甚。也是那次去徐家，廖静文女士告诉我：“徐先生说，为了一张画，雨珊(祖父的字)就像追求情人一样去追。”

他们都不是有钱人，他们买画的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蒋碧微回忆：因为国内军阀混战，官费没有着落，生活无以为继，徐悲鸿回国筹款，结果徐却把在途经新加坡时为侨领画像赚到的六七千法郎在上海买了画，结果只带了很少的钱返回，还欢天喜地地说他这次收获极大，把个蒋碧微气得说不出话来……

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起祖母向我们不知发过多少次同样的抱怨。“文革”时闲来无事，我们几个孙儿总是怀着羡慕的心情，向祖母打听她在欧洲的见闻，不料她却总是一通牢骚，不是说为了节省旅店费，旅行时总是坐夜间车；就是说吃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每到一个地方，哪有游游逛逛的机会?祖父一头钻到教堂看画，一看就不挪地方，站得祖母腿都直了……说到最后，祖母总是那句话：“我那苦水，几大缸也吐不完哪!”

过了很多年我才闹明白，他们本可以不那么狼狈地过日子，用不着每天去吃外国人视为垃圾的食物，用不着一根烟分成三次抽，更不会死后身无分文，只能用出售藏画来筹措祖父的丧葬费。祖父压榨一家人的生活费，去买他心仪的画，这是祖母多年以后都不能释怀的原因。

历史是不喜欢孤证的，幸好有蒋碧微对此作了见证。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听到徐悲鸿先生的大公子徐伯阳先生从香港移居天津，便和姐姐一同去看他，当提到徐悲鸿和我祖父这一辈人的精神和灵性，我们都唏嘘不已，伯阳先生叹道：再也没有他们那样的人了，再也出不来他们那样的人了，现在的人和他们差太多了……我对他说：“有个叫陈丹青的画家写了一篇有关你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棒，文中说的就是你这意思，我回北京立刻就打印一份寄给你，他还说你妈呢，说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微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悲鸿给姑姑画像

祖父有三儿一女，长子孙(我的父亲)，次子孙倬，三子孙佶，老大是个女儿，叫孙慧君，是祖父最宠爱的孩子。他把三个儿子留在国内，由亲属带大，惟独带姑姑出国。

姑姑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性格活泼爽朗。徐悲鸿非常喜爱她，祖父为她拍的一张照片非常传神，徐先生很赞赏，比着照片给她画了一幅肖像画。

然而姑姑竟有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

姑姑小时候在海外长大，祖父回国时，她留在了法国，因为她已和那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结了婚并生有一子。不幸由于姑姑在怀孕期间服药，孩子是个弱智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家人回到国内，姑姑在北京外贸学院教法语。还记得小时候姑姑每次到家里来，都会给我们买好多好吃的东西，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我们，都会像过年一样的快乐。不久，姑父移情别恋一个同仁医院的护士，向姑姑提出离婚，个性刚烈的姑姑立即答应，并在办理离婚的当日服安眠药自杀。

姑姑的孩子小名叫柔柔，姑姑死后，他一直住在一所为这些特殊儿童开设的保育院，“文革”中保育院关闭，他被送到精神病院，很快就死去，时年二十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法国的“天狗会”成员陆续回到国内，祖父也决定回国，带着他收藏的大量画作，乘船途经埃及、印度、香港，一路上十分艰辛。

祖父回国后的1941年，当时国民政府要办画展，在好友徐悲鸿的力邀下，在他的藏画中选出最有价值的几十幅展出，经手人是当时的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中共地下党员，亦是“天狗会”成员)。展览会结束后，又被徐悲鸿借到中央大学艺术系供学生临摹。

祖父就在这一年刚刚过去时离世。

他的死因至今不明，当时只有祖父一人在成都，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的父亲得知消息后，匆忙赶到成都，代表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奔丧的家族成员，参加了葬礼。

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有徐悲鸿、郭有守等人。

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也说他是病逝。

很久之后，家人发现了一份汪伪政权在上海办的报纸，揭露出另一番内幕。

渝伪参政会参政员孙佩苍突遭暗杀：【中华社上海六日电】，某万接重庆电：渝伪参政会参政员孙佩苍，近主张国共以同等地位参加反轴心同盟曾于十二月十九日由(蓉?)电蒋表示意见，此项电文已被扣，一月三日晨孙氏突在成都寓所遭暗杀，中两弹未死，凶手逸去，旋救治于公立医院，因流血过多，当晚逝去，一般揣测，行凶者为蓝衣社分子，被害原因与致蒋电报有关。

———《实报》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七日(星期天)

参加葬礼的父亲说过，他并未见到遗容，棺材是钉死的。

新中国成立后，每个人的历史不知篦过多少次，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仍然停留在1942年的信息中没有进展，也许真相在台湾国民党的某个档案袋里，也许———永远没有真相。

死后，只留下他的画，没有任何财产，丧葬费是卖了他藏画中陈老莲的三张画筹措的。

写到这儿，还得提提陈丹青，他写过一篇有关民国画家的文章《春梦与悲剧》，当我看到这个标题时，眼睛忽然一热，这不正是祖父命运的写照吗?他们这一代幸运地有了一场春梦，为了这个梦他们耗尽了一生的心血，但动荡的中国，却让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好梦难圆。

祖父用毕生精力撰写的世界美术史手稿不知所终，他的藏画则经历了另一番坎坷的命运。

藏画精品运到台湾

父亲在奔丧到成都后，当时的治丧委员会只是向父亲交待：除了为筹措丧葬费卖掉的陈老莲三张画外，其余的画因时局不稳，暂由他们保管。毫无社会经验的父亲连一张清单都未要，办完丧事便回了学校。

抗战胜利后接着就是内战，家族成员无心也无力去索要这些祖父以毕生心血觅来的藏画。直到1950年，在北京的祖母才多次与也在京定居的老友徐悲鸿问及那批画的下落。徐答，已随中央大学一起转移到了台湾。徐又说，他可以给开一份这批画的清单。但不知何故，直到徐先生1954年去世，家中也未收到此清单。

之后，我的家族成员历尽沧桑，我也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移民加拿大。

想到这批画在台湾，如果没有被私人侵吞，应在中央大学有记载、有实物，也就是说有案可查，目前我已着手做这方面的追索工作。

十年浩劫中藏画流入美院

解放初期，国务院文化部一位官员曾找到祖母，要求祖母给他写一张委托书，由文化部出面向台湾索要这批画，也说要给祖母一份这批画的清单，但在这之后，此事也再无下文。

另一件事，是徐悲鸿任美院院长时(1949-1953)，美院曾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商谈购买奶奶手中尚余的祖父藏画，未果，最后只买下祖父收藏的印刷品，那是祖父一张一张搜集来的，不少是他用那台蔡司照相机，在欧洲的各大博物馆和大教堂拍下的名画，在中国隔绝世界几十年的时间里，那是美院学子们了解西方美术难得的窗口。

“文革”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三叔一家首先受到冲击，先是被聂元梓一派划到以校长陆平为首的“右派百丑图”里，后来又被下放到陕西，就在下放前夕，一心想卸包袱且思想又相当左倾的三婶，没有和其他人知会，自作主张把所有藏画以捐赠名义送到中央美术学院。接着，把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居住的奶奶送到我家。

奶奶到我家时，已神志不清，老是说别人偷了她皮箱里的东西，她是被一次又一次的抄家吓坏了，特别是儿媳不问青红皂白，把她多年保存的祖父藏画捐出，这一致命的打击，更加重了她的病情。

祖母和我们一家挤在两间不到五十平米的蜗居里，妈妈在“文革”初期就因被造反派强迫劳动导致半身不遂，父亲下放农村劳动。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停课闹革命的我，正值年轻气盛，决心独自承当，把这批画要回来。

我和同样是在大学无书可读的弟弟，开始了这场注定打不赢的没完没了的“战争”。

记得当时去中央美院要画时，出来对付我们的是一个副院长，他先是说这批画是“四旧”，不能给我们(我们驳斥：既是“四旧”你们留它做什么)，后又说你们家人的意见不一致，不能给我们(送画时我们不一致，你们为什么能接收)。有一次被我们说得恼羞成怒后，他竟要挟我们，必要时会动用“工人纠察队”(当时最权威的暴力组织)来收拾我们。再到后来，索性推说不在，躲着不见了……

我和弟弟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找有关人了解这批画的情况。

一次去吴作人先生家，记得那是花园村的一栋楼房，好像是用三万美元买的，专供华侨居住。吴是祖父的学生辈，加之正赋闲在家，故谈话间平添了不少那时少见的实话实说，至今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说到苏里科夫画稿时，吴作人老先生特别叮嘱说：你们可千万别让苏联知道这张画，这画30年代我在法国看过，可能是画商偷偷从苏联弄出来的，苏联他们要是知道了，非要回去不可。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吴老先生的殷殷关切之情仍历历在目，和掌权者的蛮横冷漠相比，让我们感到格外的温暖。

库尔贝的油画不知所终

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展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宏大工程，这让我们看到了讨回藏画的一线希望。

爸爸是民盟的一般成员，他给民盟的上级打了报告，希望给这批画落实政策。正所谓希望大失望也大，当他的要求被驳回时，第二天嘴就歪了，那是轻度中风的征兆。让父亲受到沉重打击的不仅是画的归属，因为这件事还可以由他的两个兄弟通过他们的渠道接着要，让他伤心的，是他的孤独无助。

中央美术学院的上级是国务院文化部，我们又给他们打了报告，经部党组集体讨论决定，由于这批画美院十分需要，决定不予退回。

最后还是三叔通过北大的渠道，报告递到了习仲勋同志的手里，习作了要归还的批示后，转给了北京市委。后又再次批示：必须落实政策物归原主。

我参加了那天的交接会，在一幅一幅地交接时，我特别注意那幅库尔贝的画。

说起这幅画来，还有这么一个插曲：“文革”中，中央美术学院曾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帅府园一号举办了一个外国油画展，一个美院的好友庞军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对我说：“没想到你们家还有库尔贝的画，听说他们在展览这幅画时，还争议了一番，说是和库尔贝的风格不符，后来还是请教了外国专家来确定，专家十分肯定，这是一幅他早期的作品。”

我忙赶去看，这个画展展出的基本都是爷爷的那批画，只是在最后的那个厅里，有几幅留苏学生的临摹油画。摆在展厅最显要位置的是油画《女人像》，画的下方有一个说明：“《女人像》库尔贝，孙佩昌捐赠。”我非常愤怒，在留言簿上写道：“是孙佩苍!不是孙佩昌。也不是捐赠，是强占!”参观者看到我写的留言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有的互相议论，有的前来问我，我也就借此机会大吐苦水，这情景引起了主办方的注意，他们把我强行架了出去。

然而在归还的这批画中，并没有库尔贝的这幅《女人像》!

文章写完后，我拿给一位学经济的朋友看，他说，你们还好啊，不是除了库尔贝那张都还给你们了嘛。他不知道，画尤其是不能按张算价的，一张库尔贝的画的价值，可能(我本人确信)超过所有还回来的画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