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三起大案
胡惟庸案
胡惟庸，定远人，也算是朱元璋的大同乡。在和州归附朱元璋。起初只在元帅府里担任些小差使，外放去当宁国等地的地方官，逐步升迁到湖广行省佥事。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被召回中枢，当上太常寺少卿，不久又晋升为太常寺正卿。从这张履历表来看，这个胡惟庸应是一名干员。至少，他对官场的游戏规则应当了然于胸，才能一路升迁。洪武三年(1370年)，由于李善长的推荐，他当上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后一年又接替刚升任右丞相的汪广洋的空缺，当上左丞，踏进中枢之地。
建国之初，朱元璋对于统率百官的丞相一职十分看重。起初给了他所信任的李善长和徐达。但是，徐达长年在外征战，李善长年龄比较大，还生了病，难任重任。究竟把这份责任交给谁，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进入过朱元璋的视野。杨宪忌刻急躁，攻讦同僚，反而被朱元璋杀了，首先出局。汪广洋圆滑，也不为朱元璋所喜欢，左迁广东行省参政，中书省掌权者的职位虚悬了好久。胡惟庸则相当干练，很称朱元璋心意，于洪武六年(1373年)升任右丞相，并于洪武十年(1377年)升左丞相。就在这一年，汪广洋被召还担任右丞相，本来位于胡惟庸之上的他，反当了胡的副手。如此安排，说明朱元璋虽然欣赏胡惟庸，还是透露出一丝防范的意味。另一些防范措施是：就在这一年五月朱元璋任命李善长、李文忠共议军国大事；六月，下令全国臣民有事可直接上书皇帝；七月，设立通政使司，作为沟通内廷外朝的通道。九月间才当上左丞相的胡惟庸虽然权重位高，但仍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
然而，胡惟庸似乎对此并不清楚。掌权之初，他还知自励，处事谨慎小心，朱元璋比较满意。随着朱元璋信任有加，他的权势欲开始膨胀，生杀予夺，并不奏明朱元璋，就擅自决定。内外衙门的奏章，他必定看，于己不利的就留下不发。一批躁进之徒，以及功臣武将没有如愿得到职位的，争相奔走其门下，送给他的礼物不可胜数。
也有与胡惟庸不合流的，第一个是徐达。他看不惯胡的作为，曾经在朱元璋面前说了几句。胡惟庸知道了，想通过引诱徐达的门官福寿来算计徐达，不料福寿反而告发了他。
刘基也是其中之一。朱元璋询问他胡惟庸可否为相，刘基说，好比坐马车，就怕马狂奔乱跑。胡惟庸对他恨之入骨，最后派人下毒药害死了刘基。
胡惟庸如此肆无忌惮，除了朱元璋的信任，还依仗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支持，或者说，他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代表人物。
学士吴伯宗，上奏章弹劾胡惟庸，非但没有撼动他，差点危及自身。
此后，胡惟庸益发嚣张起来。据说，他的定远旧宅井中生出石笋，拍马屁的都说这是祥端。又有好事者说，他家祖坟上夜里火光烛天。这些东西，极有煽动力，在乱世足以启动人野心，而在承平时也足以葬送人。
胡惟庸恰恰就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个小集团。
他向朱元璋推荐陈宁作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工作。陈宁一向以酷吏闻名，与胡惟庸结合后得其所哉。朱元璋批评他，不理。其子陈孟麟劝他，反被乱棍打死。朱元璋得知，气愤异常：这个陈宁对儿子如此，难道不会这样对待君王吗?这话传到陈宁耳中，更让他向胡惟庸靠拢。两人曾在中书省偷看军队的秘密档案，这是犯了大忌的。
在中枢与胡惟庸十分接近的还有御史中丞涂节。
参与胡惟庸小集团的为首分子，还有武将陆仲亨、费聚。
陆仲亨从陕西回应天时擅自动用了驿站的马匹。朱元璋斥责他：中原兵燹之余正在恢复，老百姓买匹马不是容易事，都像你，老百姓卖尽子女也难以供给。罚他去代县捕捉盗贼。
费聚奉命去苏州慰问军民，日夜沉湎酒色。朱元璋发觉后打发他到西北招降蒙古，又无功而返。两件事并在一起，朱元璋将他一顿痛斥。
两人本来只是凭着随朱元璋起兵的老资格，并无多大能力，碰到这样的事，不痛快了。胡惟庸乘机拉拢他们，在威胁利诱之下，两人同意在外为胡惟庸效力。
参与胡惟庸集团的，还有都督毛骧等人。
最关键的人物是李善长、李存义兄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的女婿，关系很密切。胡惟庸先让李存义去劝说哥哥，李善长十分惊诧，对弟弟说：你在说什么，想一想，这是灭九族的事。第二个受委托劝说李善长的是他的老朋友杨文裕，开出的条件是事成之后封淮西王，李善长也没有答应，据说已经心动。胡惟庸这才亲自出马，李善长却退缩了。过了好久，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说自己老了，等他死后，让他们自己干。
到了这个地步。胡惟庸胆子越来越大。一面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到海上招纳倭寇，一面让原来元朝大臣封绩致书与沙漠中的北元势力联系，请为外应。而且有人说，封绩在捕鱼儿海地方被蓝玉擒获，李善长也知道此事，只是不报告朱元璋。
上述这些情况，大概都是后来审讯中得知的。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案始发于一件小事。
胡惟庸的儿子在街上策马狂奔，坠马死于车下。胡惟庸杀了车老板。朱元璋借机大做文章，连胡惟庸提出赔偿解决都不答应。这一下，胡惟庸害怕了，与陈宁、涂节等人商议起事，还要通知各地党羽一起动手。
事情至此，还没有暴露。
洪武十二年(1379年)二月，占城(即今柬埔寨)来贡。中书省没有向朱元璋报告，却被太监碰见了。朱元璋容不得臣下隐瞒如此重要政务，斥责胡惟庸、汪广洋。他们辩解这是礼部的职责。礼部也不肯担当。朱元璋更加发怒，把大臣都关了起来。
此时宦海一片惊涛骇浪。先是涂节顶不住，这一年年底供认刘基是被毒死的，汪广洋也知道这事。
很奇怪，朱元璋此时没有深查胡惟庸，只去追究汪广洋。大概，涂节此时只想抛出汪广洋转移视线，当然也不能排除朱元璋没有下最后决心的可能。
汪广洋当然不承认。朱元璋恨汪广洋欺骗自己，先将他发配广南，后来又想到汪在江西时还保护过朱文正，在中书省又不揭发杨宪，数罪并罚，派人追上发配途中的汪广洋，处死了他。
汪广洋一死，事情又起波澜。因为他的小妾陈氏跟着自杀。陈氏是一位知县的女儿，父亲有罪而被没入官。按惯例，这样的妇女只分配给功臣家。汪广洋是文臣，没有资格得到。朱元璋下令彻查，于是牵连到胡惟庸及六部官员。
涂节这时候端出了胡惟庸。曾经当过御史中丞的商暠此时受处分贬谪在中书省当个属员，也将胡惟庸的密谋上告。朱元璋大怒，下令逮捕了胡惟庸。胡供出了陈宁、涂节。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六，胡、陈、涂，一大批涉嫌的党羽都被诛。
接下来，朱元璋干脆废除了中书省，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皇帝亲自总揽大权。功臣武将更不预闻政事，只管打仗。
但是，胡惟庸被杀，不等于案件了结。它整整延续了十年，直到淮西集团的头目李善长死才告终结。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后深受信用，主持政务，筹饷理财，为朱元璋的崛起立下大功。明王朝建立，李善长位列第一功臣，受封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岁禄四千石。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自己的大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了李善长儿子李祺。朱李两家的政治婚姻，似乎更巩固了李善长皇帝之下第一人的地位。
但是，李善长外似宽和，内心忮刻。最明显的，就是与刘基的关系。以刘基之功只得到个诚意伯的封爵，享禄仅二百四十石，还不得不告老还乡，大概都有李善长的作用在内。兼之一个淮西籍功臣勋旧集团的日益膨胀，李善长也是一个为首人物。
对此，朱元璋不可能一无所知，不可能一无防范。但是朱元璋过人之处在于他会选择动手时机，而且不动则已，动则必置人于死地。
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生病致仕，朱元璋赐给他临濠地若干顷，佃户一千五百家。过了一年，病好了，朱元璋让他在临濠当监工，负责中都的兴建事宜。这或许还是出于照顾他身体的缘故。
中都兴建过程中，淮西集团中人大过衣锦回乡的瘾，大造私邸，让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不能辞其咎，朱元璋对他却并无举措。相反，却在洪武七年(1374年)将他弟弟李存义提拔为太仆丞，李存义之子伸、佑，都当上地方官。这段时间，李善长志得意满，应该十分舒畅。
朱李联姻，让这一切达到顶点，而这也意味着转折的开始。
临安公主新婚才一个月，一向以无所建白著称的汪广洋却和陈宁联名上奏指控李善长，如果没有人指使，他们大概不会这么干。罪名主要有两桩，一是朱元璋生病不来探望，一是李祺婚后六天不上朝，作父亲的也不自责，犯有大不敬。朱元璋削减了他岁禄一千八百石作为处罚。这只是薄惩。朱元璋此时还不想动手。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伏诛，李善长却安然无事。
洪武十八年(1385年)，祸事开始降临李家。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一党。朱元璋只是把他们安置在崇明。但是李善长没有去感谢朱元璋的恩德，这事又深深地刺激了朱元璋。
事情的总爆发要在五年之后。
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难以约束家人。为了营建私邸，他想向汤和借三百名卫卒。汤和却报告了朱元璋。李善长又请求不要把他在应天犯了法的亲戚丁斌流放。这下，朱元璋发怒了，审问了丁斌。此人原在李善长家干过事，把听到的李善长兄弟密谋的事供了出来。再把李存义抓来审问，李善长就再也躲不过了。
树倒猢狲散。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也出来告发他与胡惟庸互相赠送钱物、说悄悄话的情况。
大狱由此告成。
李善长的罪名是，以元勋国戚身份知道逆谋而不报告，狐疑观望想两面投机，为大逆不道。正巧此时星象表示大臣会发生变化。朱元璋终于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只留下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及其夫李祺，儿子李芳、李茂，但也被迁徙江浦。
这是胡惟庸案的高潮。十年前杀的主要是文官，这时候不但有像李善长这样的明朝第一文官，还有大批大批的武将功臣都被处死。至此，延绵十年，株连被杀三万余人的大案总算告一段落。有的功臣已经死去，还被追坐，被剥夺封爵。被杀被追坐的有陆仲亨、唐胜宗、费聚、郑遇春、吴祯、陈德、郭兴、华云龙、顾时等9人，都属朱元璋最初起兵时的24人之列。
朱元璋亲自写诏书，公布李善长的罪状。还下令将有关人的供词，编成《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此书后来失传，据看过它的钱谦益说，里面矛盾百出。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恐怕都会知道口供之类的是怎么回事。
这在当时也不是秘密。大才子解缙草就一份奏章，让工部郎中冯国用上奏朱元璋。内中说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得到的已经达到人臣的极致。假使他自己图谋不轨，还有理由，说他要辅佐胡惟庸，实在大错。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必定胜过兄弟的，喜欢安享万无一失的荣华富贵，必定不想图侥幸万一。李善长与胡惟庸，不过是侄子的岳家，与陛下则是儿女亲家。即使胡惟庸成功，李善长也不过同现在地位一样。而他岂不知道天下不可能侥幸取得。凡是作大逆不道的事情的，必定是有深仇大恨或者激烈的变故，万不得已，只能死里求生，以求摆脱灾祸。李善长没有这样的事，何苦突然要干这样的事。而要说到天象有变，要杀大臣以应之，则尤其不可取。很担心天下人知道像李善长这样的人都如此下场，导致人心涣散。现在李善长死了，但愿陛下作为以后的借鉴。
朱元璋看了，居然没有处罚这两人，实际上承认李善长是冤枉的。
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和郭桓案，是朱元璋一手弄出来的又两起大案。
所谓“空印”，就是先盖印，后填写文书。朱元璋要求各地布政使司，也就是各省，乃至府、州、县，都要派出管理钱粮的官员，当时称作计吏的，到户部呈报本地的财政收支账目。这些钱粮、军需等款项，要由县一级报到府，府再报到省，由省汇总报部。户部审核分毫无差，才准许报核结案。如果有一丝一毫不合，马上要被驳回，全部账册需要重新编造。麻烦在于当时交通不便，真要是回原衙门重新查核，重新编造，路途近的犹可，远的可能费时数月。于是，为了减少来回奔波，有的计吏去应天前会带上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被驳回的，随即改正填写。
这办法实在聪明，大家便跟着学，成为常规，也就是公开的秘密。
它给一些衙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为官员不负责任打开了方便之门。
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了，却认定这里有猫腻，非严办不可。主印者则被处死，佐官则被杖一百，还要充军戍边。实际上，被杀的不止是掌印者，稍有牵连就被处死。
奇怪的是，这个大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年，现在也弄不清了。有说是洪武八年(1375年)的，也有说九年(1376年)，乃至十五年(1382年)的。据《明史·刑法志》说，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体当以此为是。此案发生时正值胡惟庸案风声正紧，杀了些地方官，不足以引起多大轰动。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在顶风作案，以致几个年份都有犯案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由于空印而被杀被流放的官员，数以万计。
其实，那些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是普通的公文纸，不能用作别的用途。不光带着这些空印文册的懂得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都知道，而且是默认的。否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回原衙门重新编好的账册，短短几天就弄好了，他们也会怀疑，也会阻止。
只是胡惟庸案正弄得官场上下紧张万分，少有人敢惹火上身。
也有人不怕死。
郑士元是河南的一个地方官，因为空印被逮入狱。他弟弟郑士利冒死上书，说明空印不过是权宜之计，难以作奸犯科。而且，国家的责任在于立法要明示天下，而后才能给犯罪的定罪。大明朝没有空印之律，受诛者岂能无话可说，只是不敢说而已。现在被杀的都是一些地方官，人才难得，杀人不可能像割草一样。
朱元璋见了大怒，将郑士元、士利兄弟两人都罚作终身苦役。
对于空印案，朱元璋父子间也有不同看法。朱标受父亲之命经常会复审一些案件，以训练行政能力。朱标借机减了不少人的刑。朱元璋问御史袁凯：我与太子谁对。袁凯有点急智，说是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
朱元璋听了，起初很满意，但也认定袁凯在两面讨好，厌恶其人。逼得这位御史当场装疯。朱元璋不信，叫人用木锥刺他，袁凯居然放声大笑。放回家后袁凯继续装，朱元璋派人来看，完全是一付疯子模样，朱元璋这才相信，袁凯总算拣了一条性命。这也算是空印案惹出的一点余波。
平心而论，以朱元璋的性格，痛恨的就是官员的腐化，让他抓到一点苗子，岂有不大做文章的。而且，从在位者的角度来看，事关国计民生，不可不慎之又慎。明末谈迁就认为：空印事，诸主吏虽无他，然弊不可长，朝廷深惩之未为过。郑(士利)好义慨然讼其失，输作终身，亦未为非幸也。在他看来，郑氏兄弟就是被杀了也不为过。当然，这是被杀头还要喊“谢主隆恩”年代的人的想法，现代人看见的，主要就是朱元璋的残忍了。
尽管朱元璋痛恨贪污，严惩官员的命令屡屡颁布，而“硕鼠”还是不断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只硕鼠，就是郭桓。他被逮住，又引出了一连串的硕鼠，引发了又一起明初大案。
郭桓官居户部右侍郎。户部是主管全国的户口、土地、钱粮的衙门，郭桓要贪污，条件是现成的。他奉派去收浙西秋粮，应该收四百五十万石，结果只收了六十万石，另收钞八十万锭，按当时粮价折算，大约可抵二百万石，即少收了一百九十万石。郭桓等人共接受浙西等府赃款钞五十万贯，参与作弊的有府、州、县官黄文通等，还有吏员边源等。郭桓受贿，国库倒霉。最严重的是应天等五府，那里夏粮秋税数十万石无一粒入库。朱元璋所编《大诰》里说，郭桓贪污的粮食，可以供给军队吃三年。最初只公布他们共贪污七百万石，是说多了怕百姓不相信，实际他们贪污的，折算成粮食为二千四百万余石。
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终于被告发，同案的还有北平布政、按察两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人，罪名是勾结贪污。朱元璋下令审讯。一下子就牵出了一批官员，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郭的下属胡益、王道亨等也参与分赃。
朱元璋震怒了。谈迁说，朱元璋甚至下令将整个衙门的官员都处以死刑，大概过甚其词。《明史》说，自六部侍郎下皆死。大概还比较可信，至少，有几个尚书没有杀掉。此案又是死者累万，连同空印案，有人估计总共杀了七八万人。
空印案杀的，主要是地方官。郭桓案则牵连了从中央六部到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这些官员供出贪污所得不少借寄民间。于是，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平民百姓之家，许多中等人家倾家荡产。江浙一带的故家巨室，由此遭受重创。
由官员的贪污而弄到老百姓也受牵连，而这些百姓主要在江浙一带，又恰恰是以前张士诚的根据地。朱元璋不无有意将案情扩大化之嫌。郭桓案，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社会中一种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
随着案情的发展，牵连越来越广，人心浮动。而且，朝野普遍将此事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等人。
如此指名道姓地指责一些鹰犬，大概朱元璋也感到有些麻烦。然而皇帝总是不会认错的。朱元璋一面亲手下诏罗列郭桓等人的罪状，肯定办这桩案件是有道理的。一面又将审判此案的右审刑吴庸抛了出来当替罪羊，还辩解说：我要求除去奸恶，怎么料得到反而生出奸恶来扰民。今后再有这样的官员，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宽宥。这样算是把这桩大案打发了过去。
就在郭桓案曝光之前不久，朱元璋承认：他自己从即位以来，按照自古以来的规矩任命官员，遍布中华大地及周边地区。但是没有料到这些人上任时宣誓效忠，当官久了，大都是奸臣贪官。我不得不明定律法，规定的刑罚十分严厉。所以内外官员要想做到称职十分艰难。能够善始善终的很少，而遭到杀戮的却很多。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又说：自开国以来，浙江、江西、两广、福建等地所设地方官员，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一任，往往等不到期满考核，就不免贪赃事发。
贪官有罪该罚，自是不错，但是杀了二十多年，贪官还是那么多，就得考虑单靠杀是否有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