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死的邹元标”之死

“割不尽的韭菜蔸，打不死的邹元标”，这两句民间谚语一般用来呵斥顽皮捣蛋、不听话的孩子，然而，这两句话的原意却是人们对明朝进士邹无标不畏廷杖，屡屡上谏的褒奖。

邹元标，字尔瞻，别号南皋，江西吉水人。

《明史·邹元标传》记载：“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邹元标这种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的“首进和衷之说”，正体现了一位政治家逐渐成熟的轨迹。

邹元标一生仕途坎坷，三起三落，其宦海沉浮，与明朝的两位皇帝——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两位女人——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朱由校的保姆客夫人，两位权臣、宦官——张居正、魏忠贤，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

明万历五年(1577年)，26岁的邹元标举进士，授现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朝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练习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年，期满后再补京官。邹元标步入政坛之初，还在“观政”之时就上书弹劾朝廷首辅权臣张居正“夺情”。

还是观政刑部实习生的邹元标为什么会“抗疏切谏”，攻击当朝首辅张居正呢?说到这儿，我们先得了解一下张居正。应该说，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是有贡献的，《明史》赞曰：“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可是，张居正在“细节”问题上却犯有大错。

第一，把皇帝朱翊钧甩在一边。1572年，年仅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他的母亲李贵妃提拔宦官冯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俗称内相；提拔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为内阁首

辅，俗称外相。张居正也投挑报李，于万历元年秋力排众议，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又尊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一例两位皇太后并尊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由李太后、张居正、冯宝组成的“铁三角”政治集团，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在这个“铁三角”政治集团中，没有皇帝朱翊钧的位置，朱翊均吵闹着要亲政，而李太后明确表示：“三寸岁前不提亲政之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渴望亲政的朱翊钧从此对张居正非常反感。

第二，与李太后关系暖昧。《明史》记载，张居正长得很帅，“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当时，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二人的绯闻确史不少，且皇帝朱翊钧对这些绯闻坚信不疑。

第三，滥用权力。史称张居正是位权臣，所谓权臣，就是超越了内阁首辅的权力范围，大权独揽，使用了皇帝及其他大臣的权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因此评价他说：“威柄之操，几于震主。”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错误，直接诱发了万历五年冬大批自吏弹劾他夺情的事件。所谓夺情，就是剥夺父子之情，不回去守孝，而留在朝廷继续为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明朝礼制，父母去世，儿子必须守孝三年，当了官的也应辞官回家守孝，称为“丁忧”。当时，万历新政初见成效，张居正怎么肯离开朝廷半步?于是，在户部侍郎李幼孜“倡夺情议”中，李太后仍继续把张居正留在朝中。

张居正“夺情”，李太后欢心，朱翊钧无可奈何，朝中大臣愤怒。翰林王锡爵、张位、赵志皋、吴中行、赵用贤、习孔教、沈懋学，员外郎艾穆，更有主事沈思孝等纷纷据理力争，上疏劝谏，更有不少大臣正想借张居正“丁忧”之机，把他赶下台。可此时的李太后和张居正哪听得进大臣们的意见，竟使出了“杀手锏”，对劝谏大臣皆“廷杖八十”。

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要脱掉裤子，杖打屁股。廷杖一般最多打四十下，杖八十下，但会把人打得屁股开花，血肉横流，腿断骨折，甚至有杖死的危险。

张居正对劝谏大臣的打压和廷杖，张居正的为非作歹，暴戾横行，激起了邹元标的强烈愤慨，他马上蘸墨挥笔写下一篇疏谏，揣入怀中，直入宫廷。

邹元标在疏谏中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而“进贤未广”、“断刑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却“又不可枚数矣”，这种人出任内阁首辅，难道“有利社稷耶?”又指出，张居正借口说皇上“崇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即去，前功尽隳”，难道“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除了张居正，“禾可谓在世无人也?”张居正自比“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邹元标批驳张居正说：“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后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独自号于世日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把张居正骂得狗血喷头。

在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因劝谏张居正“夺情”而被打得血肉横飞、瘸脚拐腿的情况下，邹元标依然取出弹劾张居正的疏谏给太监，太监不接，劝邹元标不要去送死，可邹元标竟谎称这不是弹劾张居正的疏谏，太监这才把疏谏送进内宫。李太后、张居正看了邹元标的疏谏后，“大怒，亦延杖八十，谪戌都匀卫”。

邹元标为什么被杖八十而没有死，反而被誉为“打不死的邹元标”呢?民间传说中说是锦衣卫佩服邹元标的气节，故意将板子高高举起，落下时却朝前打三分，板子落在地上打得“啪啪”作响，却不曾沾到人衣。这一说法，有-叫定的可信度。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大臣，甚至包括小皇帝朱翊钧都对张居正有意见，锦衣卫在施刑时搞些弄虚作假的小动作，保护邹元标，合乎情理。

就在邹元标准备去都匀卫戍边之时，万历六年春，小皇帝朱翊钧却出了件大事。

小皇帝朱翊钧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五年，朱翊钧结婚成家后，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李太后的监护，朱翊钧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孙海、客用的陪同下夜游京城，孙海与客用还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一同前往，喝酒作乐。朱翊钧在喝得酩酊大醉时，向两位宫女提出了非礼要求，没想到两位宫女至死不从，朱翊钧大怒，喝令推出去斩首。经孙海提醒，朱翊钧这才觉得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明史·张居正传》中记载的“乾清小珰孙海，客用等导上游戏，皆爱幸”，指的就是这件事。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并跪倒在奉先殿祭告亡夫，还作出撒消朱翊钧九五之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这下，朱翊钧着实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体，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改过自新。李太后胁迫他说：“听听张先生的意见，看怎么处置你。”在李太后和张居正的商量下，找了个“请人代为充军”的理由，这场风波才告以平息。

找谁去代皇帝充军呢?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了邹元标的头上。

能代皇帝去充军，说明邹元标还是深得小皇帝朱翊钧的器重。当邹元标戴着“两顶帽子”去充军时，朱翊钧还亲自为他送行，并安抚说：“代朕受罪，上路之后，身为囚犯，实为皇帝，所到之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有朝一日，得以还朝，朕将加封于你。”

邹元标是不是真有代皇帝充军这么回事《明史》中没有记载，但民间却广为流传。

尽管邹元标戴了顶“代皇帝充军”的帽子，但张居正还是想要置邹元标于死地，并指派巡按御史谋害邹元标，谁知巡按御史走到镇远时忽得暴病而死。邹元标来到万山丛中的都匀卫后，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且“夷僚与居”，但“元标处之怡然，益究理学，学以大进”。这对邹元标尔后成为“学院派”三君子之一大有裨益。

在政坛之外去观察、了解、反思政治观点和举措，往往能获得一种全新的感悟。6年的都匀卫充军生涯以及尔后30年的教书经历都对邹元标的政治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许就是邹元标从初入仕途的“抗疏切谏”到晚年“进和衷之说”的政治理念趋于成熟的原因吧。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皇帝朱翊钧开始亲政。朱翊钧当了48年皇帝，在明朝是当皇帝时间最久的，却几乎无所作为。前10年他把权力托付给张居正，由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主持朝政；后38年他从来不上朝，整天花天酒地，搞得皇宫不得安宁。朱翊钧死后，李太后将其用过的酒壶、酒杯全部作为他的陪葬品埋进坟墓。这应该是一位做母亲的愤怒，她在怨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把国和家弄得不可救药。《明史》评价曰：“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要说神宗皇帝朱翊钧做了什么事，也就是只有两件：一是采取非常手段惩治张居正，追夺张居正的官衔，追缴张居正的赃物，追杀张居正的家人，甚至提议开棺鞭张居正的尸体，手段极其残忍。二是为抗疏张居正而蒙冤的官员平反。邹元标就是在这时被召回北京，任吏科给事中的。

邹元标第二次人朝后，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政治主张，可惜他遇到的是朱翊钧这个昏君。《明史·邹元标列传》中记载了朱翊钧接到邹元标上疏时的态度：“当是时，帝方壮龄，留意声色游宴，谓元标剌己，怒甚，降旨谯责。”朱翊钧竟把邹元标一心为他，为大明王朝的铮铮忠言责怪为“刺己”，并把邹元标贬为南京刑部照磨。

万历十一年春，邹元标进京，万历十五年被贬南京，在南京居住了三年后，1590年因母亲去世回到吉水老家。

《明史·邹元标列传》记载：“(邹元标回家后)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但就是这样的·位名高天下莫不以为首的人物，朱翊钧到死都没再重用，因此邹元标在家足足讲了30年的学。

这30年，邹元标的成就大长，现在史学界称邹元标是明朝学者、教育家，其根据就是他在这30年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30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写作了大量的作品，更丰富了他的政治理念。他的理学思想受到众儒的崇拜，名高天下，成为儒林的首脑人物，朝中大臣纷纷举荐他出来当官，以服天下。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光宗皇帝朱常洛即位，召拜邹元标为大理卿，未上任，又改任刑部右侍郎。但朱常洛在位仅 个月就死掉了，皇位由其长子朱由校接任，即熹宗皇帝，改年号为天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邹元标还朝，十二月，拜为左都御史。

邹元标第三次回朝时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他精神矍铄，拄着拐仗，拖着被张居正打断的腿行走于朝廷宫中，锐意重振朝纲。邹元标这次在朝大约两年，时间虽短，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颂。

明朝晚期，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邹元标对这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行为非常厌恶，他对朝中大臣说：“方今上在冲岁，乱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因此，邹元标“思矫其弊”，“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人”，“请功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罗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均被皇帝采纳。在负责对官员“外察”、“京察”的考核中，邹元标秉公论断，“去留惟公”。

虽然邹元标的腿曾因张居正被打断，但心胸宽阔的他在第三次回朝任左都御史时，却提出给张居正平反。他说：“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意思是说，虽然由于自己的不检点招来了是非，但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对国家是有利的。张居正为国家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应该值得赞赏的，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邹元标的这一举措，无异于在朝中扔了颗重磅炸弹，对官吏的震撼非同一般。

邹元标非常重视“启民智”、“崇理学”，他在家教了30年书，颇感教书是一项有成就的事业，万历三十二年，无锡东林书院开创时，为东林书院作了《依庸党记》及依庸党楹联，楹联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启二年，再次上疏十三道，请得皇帝批准后，邹元标与冯从吾各自捐资，筹得180两银子，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改建为书院。邹元标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二人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影响越来越大，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

首善书院建成后，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刘宗周、华燕超、华凤超等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学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的影响日益扩大，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把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视为洪水猛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人一同列为东林党，给予镇压。

于是，在邹元标正稳步地推进着改革，革除积弊，受到大臣儒林们的拥戴时，却受到了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的魏忠贤的“严谴”。

魏忠贤为了镇压读书人，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组织——东林党，矛头指向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人物。他们在历史中挖掘依据，把宋朝的灭亡归咎于讲学之风盛行，把在学院讲学之人比作山东妖贼。为了让熹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还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面对如此疯狂地打击读书人、禁毁灭下讲坛的行为，邹元标非常气愤，“疏辨求去”。他在疏辨中指出，皇帝朱由校也到书院讲过学，难道也是“山东妖贼”不成?但受魏忠贤迷惑的朱由校却下令让邹元标退休归家。

邹元标就这样以一个莫须有的东林党党魁罪名回到了老家，并于天启四年(1624年)忧结而去。“打不死的邹元标”最后还是死了，明朝也跟着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