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文治与武功背向走势的见证
“文治煌煌，武功烈烈”是前人对业绩较为出众的王朝或君主常用的赞语，一般都带有夸饰的味道。其实，“煌煌”与“烈烈”兼而有之的例子是很少见的，相反，两者倒常有背道而驰的情形，北宋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它使人想起股市上的k线图——在北宋167年的时间段里，文治和武功，一条阳线，一条阴线，分别向上向下，构成强烈的反差。
一
北宋是公认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巅峰时期，主要都是认同它在文化艺术方面达到的高度，就广义的“文治”来考量，它的超越前人也不输后人的文官体制——从培养(教育)、选拔(科举)、考核、监察到由中书、枢密、三司构成的“内阁责任制”等等，在整个人类封建社会史上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但论及“武功”，则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大帝国中，没有比它更软弱、更差劲的了，最后竟然落得父子两代皇帝当俘虏的下场。
开封便是这轴历史图卷逐段展开时不可或缺的背景，是这段历史戏剧演出的中心舞台，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见证。
作为大帝国的首都，开封的地理条件是不太理想的。
首先，它无险可据，不像长安有黄河与秦岭作天然的屏障，阻隔着来自中原的攻击，甚至也不如洛阳西有函谷，东有虎牢，多少能起到御敌于都门之外的作用。开封暴露在黄淮平原的北部，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长驱直入。当年孙膑“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之所以能够奏效，就是由于充分利用了开封(大梁)的这个弱点。
其次，它也没有有效防御圈内的后方基地，后勤供给没有保障。
开封得以成为帝都，并见证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页，真有点时格势禁、勉为其难的味道。
第一个将开封定为帝都的是后梁太祖朱温。开封是朱温的老巢，907年他称帝以后，以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因为指挥作战的需要，909年朱温将都城从开封迂往洛阳。4年后，他的儿子朱友贞从弑父的兄长朱友珪手中夺得政权以后，又将都城迁回开封。朱友贞在位虽说达8年之久，但一直战争不断，且所辖领土不过是略大于河南、山东两省的地区，实在没有能力大规模建设首都。
后唐李存勖于923年灭了后梁，定都洛阳，罢去了开封东都的名号。13年后，石敬瑭建立后晋，又把都城搬回开封。石敬瑭皇帝当了不过6年，他的儿子石重贵不甘心在契丹人面前称孙皇帝，遂引发了一场战争。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下，其先锋张彦泽率军进入开封后大肆掠杀。耶律德光后来以剽掠罪把张彦泽处决，开封百姓争着从他身上割肉吃，可是那只能解恨，损失却再也补不回来了。契丹人嫌中原太热，住不惯，而且他们除了“打草谷”(抢掠)，并无意直接管理中原。过了两个多月，耶律德光在开封举行了建国称帝的仪式后，撤军北还，同时掳走了包括石重贵在内的几乎全部皇室亲贵和朝廷大臣。乘此权力真空的良机，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带兵南下，进入开封，建立了后汉，但刘氏政权只维持了4年便被重兵在握的郭威取代了。
郭威建立的后周也只有10年的寿命，虽说这10年中，柴荣在位的6年里国家形势逐步好转，但国家的财力、物力主要投向对南唐和辽国的战争，首都的建设还排不上队，因此到960年北宋立国时，赵匡胤接手的是一个败破、毫无帝都气象的开封。
二
对于开封在地缘政治上的局限性，赵匡胤是有足够认识的。虽然在此后的当政时期，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迁都的构想，但是，统一国家的战争终究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于迁都这种伤筋动骨的事，条件不具备时谁也不敢草率从事。
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赵匡胤便启动了西巡洛阳的壮举。皇帝出巡还在准备阶段，京西南面转运使李苻就上表陈说御驾西行有“八难”，加以谏阻。尽管李苻说得头头是道，反映了大部分官员的意见，但赵匡胤却未加理会。他之所以一定要去洛阳，除了重返故地去追寻儿时的旧梦，主要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洛阳，为迁都的决策作准备。
在自己的出生地，面对毁于战火的旧日夹马营(赵匡胤的父亲曾是禁军军官，后唐时全家随军住在营内)，赵匡胤说：“这地方还是要修复供禁军驻屯。”大臣们听出他话里有打算迁都的意思，内心反对但又不敢表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追随赵匡胤二十余年，很受信任，他找了个机会提出建议说：“东京(开封)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成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
理由是切中要害的，开封有汴水的漕运之便，“八十万禁军”的给养不成问题，但赵匡胤听不进去，群臣便又通过晋王赵光义来做说服工作。兄弟俩感情虽好，此刻却话不投机。赵匡胤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赵光义听到他说以后还要迁往长安，更不理解——关中自唐末战乱以来，残破荒凉，较河南更甚，如何去得?于是他跪倒在地，进行更恳切的劝谏。赵匡胤只好进一步解释：“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赵光义并不认同，反驳说：“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这句话当场令赵匡胤为之语塞，事后他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出身，却很有政治头脑。他深知政事与兵事两者的关系不容易处理好：穷兵黩武一定带来民生疾苦，而武备不修最终会陷于内患蜂起、外衅丛生的危险局面。面对着赵光义这个“在德而不在险”的命题，他并不以为然，但却很难反驳。于是，迁都之议被搁置下来。
从洛阳回到开封不过半年，赵匡胤就病死了。赵光义即位，国都西迁的问题自然再不会有人提起。虽然以开封为永久性的首都有违赵匡胤的初衷，但北宋一朝的帝王们却大体上都遵循着赵匡胤倡导的政治路线。150年间(从赵匡胤死后算起)，北宋在封建社会史上，以最开明的政治、文化形态和最软弱的军事、外交格局，写下了独特的篇章。其时，开封在发展中走向繁荣的顶峰，成为远胜于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全世界最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是赵匡胤政治理念带来的成果)，最后却在异族的入侵中以军见的悲惨方式被毁灭(这也是赵匡胤政治理念所造成并基本被他预见的结局)。
三
开封的城市建设也反映着上述的历史逻辑。由于赵匡胤并不属意定都开封，而且他又是个一贯强调节用惜物的开国之君，所以开封始终没有像隋、唐经营长安那样追求气魄宏大，也不是按照一个完整的规划所修建，而是在汴州旧城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造扩展而成。
开封城内外共有三重，最中心的叫“大内”，也就是皇城，原来是唐代节度使的衙署，自后梁开始被改修成宫殿。皇城外面是内城，也就是汴州旧有的州城。内城以外的是五代时修建的外城，北宋各朝曾多次重修或扩建，但周长不过40余里，面积约30平方公里，较唐时的长安(面积84平方公里)小了大半。
由于经济的发展，更由于大国首都居住和消费的需要，开封的商业区向城外大大拓展。这给防务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以致后来京师保卫战的前线必须设在数10里外的黄河以北，因为只要敌军过了黄河，开封就完全暴露于敌前。
赵匡胤深知开封在防务方面的缺陷，更懂得京师安全对帝国的重要，在不具备迁都条件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着力建设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禁军，集中驻屯在京畿及要冲之地，拱卫首都。为了保证禁军的质量，他一方面多次有计划地从饥民、流民和地方保安部队(厢军、乡军)中选拔孔武有力、弓马娴熟的壮丁入伍，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士兵职业化，终身不退役。
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禁军的数量不断扩大，他上台时禁军不足20万，100年后翻了三番有余。正如赵匡胤所预料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给北宋百姓带来不堪承受的负担，也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的直接原因。
而且，这种军队不断膨胀的军事政策十分有悖于赵匡胤的政治初衷。赵匡胤虽然出身军人世家，前半生一直厮杀疆场，而且是靠着军队的拥戴登上帝位，但他终其一生对军队，对战争，对穷兵黩武、开疆扩土没有多少好感。
为了彻底解决晚唐以来军阀割据危害皇权的积患，登基不久，赵匡胤就对军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领们经常调动，但军队并不随行，所谓“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朝廷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的部门是枢密院，作为文官政府的部门，枢密院掌握军权，但并不统领军队，直接带兵的将领管着兵，却不能从防区里随意调动一兵一卒。这样一来，军人培植私人势力的情况被杜绝了，但军队的作战能力不免会因指挥机制的缺陷而受到影响。
赵匡胤在位17年，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基本上贯其始终，但战争对象都是汉族地区的分裂王国。他从不抱有向非汉族地区扩张的意图，主观上更是有意识地回避与任何外族的战争。在征服了孟昶的蜀国以后，赵匡胤手挥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走向划了一条线，说道：“大渡河以西，非吾所有!”这个动作很典型，充分显示了他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赵匡胤的上述军事思想和国防路线，在整个宋代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但也难免有些走样，比如，因为强调不对外用兵的原则，竟发展到面临强敌时一味委曲求全，以牺牲财富和尊严去换取和平，从太宗、真宗到仁宗，对辽国和西夏的政策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到了徽、钦两朝，由于金国的崛起和不断南侵，北宋的国防日见衰弱，并最终走上了覆亡之路。
四
在对外战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的贝松朝廷，却早就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内极其辉煌的局面。可以说，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因此，开封也就成为唯一没有经历过皇权暴政的古都。它虽然不宏大，却未曾因为杀戮理性和良知的横暴而蒙上耻辱的阴影，相反，由于见证了一个时代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科技等)的辉煌成就，在众多古都中，它独具一种祥和的色彩从而光照史册。
北宋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是赵匡胤为他所倡导的文官体制确定的基调，也是这一政治路线形成传统的结果。赵匡胤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向往文官掌权的“好人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一支高素质的稳定的文官队伍，他用过几手很值得称道的政策，比如：
一、重用旧知识分子(从五代的历史背景中走过来的读书人，大量是旧官吏)，发掘他们的潜能为新政权服务。
二、注重选拔民间知识分子，更新官吏队伍，改善官吏素质。赵匡胤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健全和发展科举制度，由他发起并在宋代逐步形成的规范化的科举制度，克服了从汉到唐以来门第阀阅对官吏来源的操纵和影响，为中小地主和底层知识分子进入政权提供了可能。一千多年间，直到近现代考试制度之前，它具有的科学与公平性是无可替代的。
三、切实为知识分子营造比较宽容、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人笔记中说，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镌立了一块七八尺高的石碑，名为“誓碑”，并规定春秋庙祭及新天子即位，参拜列祖列宗后，礼官要奏请皇帝恭读誓词。碑文第二条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然简单，却为知识分子划出了一条安全的底线，极有利于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宋朝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文官政治何以会那样稳定而具有效率?不同利益集团缘何能维持斗争中的平衡而不致酿成流血的惨剧?实在是得力于“不杀人”这一浅显的原则。明确而认真地保护知识分子，在漫长而黑暗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亮点。
上面的这些政策，有着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好的政策和方法能发现、吸纳和培育人才；高素质的人才又会维护和进一步优化政策并使之成为传统。有了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推行政策于前，到了真宗(赵恒)时期，文官政治已经相当规范化和制度化。直到神宗、哲宗时期，即使党争闹得那么凶，不杀人这条原则还是坚持下来了。
不过由于承平日久，整个社会的物质欲望不断攀高，风气逐渐变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随之下降。官员素质的下降，对文官制度的许多重要环节(如选拔、监督、奖惩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吏治的腐败自然是日胜一日，而这必然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外忧内患所汇成的大动乱便接踵而至了。
但开封的繁华却正是在这文治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五
文化和商业的发展常常有着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开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前朝比较起来，开封是一座最商业化的京城。长安虽大，但它的108个坊全是住宅区，每到黄昏，坊门就要上锁，夜里不准通行，简直有如监狱，而专为做生意设的东西两市，同样只限于白天营业。开封则从根本上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更打破了白天和夜晚的界限一一到处都有商店酒楼，不少店家还24小时营业。
《东京梦华录》对于北宋末年开封的商业有着十分详尽的介绍，关于夜市，其中说到72户“正店”(犹如今天的星级酒楼)是“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至于“脚店”(星级以下者)及其他小吃，也是“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大正店里，常常是数百名浓妆的“坐台小姐…聚于主廊，以待酒客呼唤”；小脚店里；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谓之‘打酒坐’”。
夜生活是商业都市的重要标志，它当然不会仅限于吃喝，所以娱乐事业应运而生是应有之义。开封在这方面可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前朝的梨园教坊都是由皇家垄断，直到宋朝，表演业才走向民间并且得到空前发展，杂剧、清唱、傀儡、说书、杂技、皮影、相扑、相声(说诨话)……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遍布于开封的勾栏瓦肆。
各行中极受观众欢迎的大腕明星，在《东京梦华录》中留下姓名的不下百余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通俗文化发展的程度。
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逐步过渡是一个普遍规律，正是在以开封为中心的通俗文化繁荣的背景里，话本、小说、戏剧、词曲的创作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从此以后，由于知识分子通向艺术的道路得到极大的拓展，出现了放弃追求庙廊事业的传统观念而专事文艺创作的文化人(如柳永之类)，并从此引发了上层知识界的创作欲望，形成了一个文艺创作与出版双繁荣的新局面。
《宋史·艺文志》里说，唐开元时，国家图书馆藏书8万卷，其中唐朝人自己写的约3万卷。经过唐末和五代的战乱，宋初馆藏图书只剩万余卷。太宗赵光义在开封左升龙门以北建崇文院书库，号为“秘阁”，多方搜罗民间藏书，到真宗时总算恢复到3万多卷。而从仁宗开始到徽宗的100多年间，馆藏书达到7万多册，其中大多数都是北宋当代人的著作。据南宋宁宗时的统计记载，虽然经历了靖康之难的浩劫，但馆藏书竟达到了12万卷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宋代人文艺创作及出版业之旺盛。
然而，国家的命运毕竟不是决定于文化发展的程度，无论有多少人会唱柳永或者周邦彦的词，也抵挡不住女真人南侵的铁骑。赵匡胤当年制定的“重文轻武”的路线，100年后，终于造成了危及国家生命的后果。
六
真宗以后，皇帝都不懂军事，相一级(相当于副总理以上)的大臣几乎全是文人。到了徽宗时期，腐败之风，君臣一体，文官政治所体现的儒家理想主义光环消失殆尽。被宵小包围的徽宗居然还突发奇想，要和金人联手进攻辽国，索回燕云故地，结果两战皆败北，最后宋廷又花了100万贯钱，才从金人手里买回了几座空城。两年后，辽亡于金，花钱买来的地方又全部奉还给别人了。
这还不算，金人在这场战争中看透了北宋的腐败和软弱，索性乘胜南下，大军直扑开封而来。宋徽宗慌了手脚，下一道“罪己诏”，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钦宗)后，逃跑到镇江去了。
开封虽然不好防守，却也不是三五日就能攻下的，由于北方各地民众义军声势浩大，金兵怕后路被抄，不敢恋战，于是提出了割地赔款的勒索条件。宋室君臣只要对方不进开封，什么都同意，然而被割让地区120个州的百姓却不愿意做金国的顺民，他们组织义军，“四出邀击”，刚刚北撤的金兵决定再次回师南下向宋廷施压。昏聩的宋廷以为和议既成，金兵已退，便遣返了各路勤王之师，结果开封被金兵长驱直入。女真人把开封地区的金银财宝搜刮一空，同时掳掠了两个皇帝及其后妃子女、宗室亲戚等共三千多人北归，同时带走的还有朝廷的舆服、法物、礼器，书籍、图志，工匠、艺伎、倡优……虽然没有毁于战火，但开封已经是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北宋也就此玩完。
后来，金朝把开封定为南京。所谓“京”，不过图具虚名而已。从1127年后，开封既不是行政中心，也不是工商都会，昔日繁华，都成泡影。
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频繁威胁下，被迫把国都从中都(燕京)迁到了开封。国都迁移，伤筋动骨，随着庞大的政府机构南来的各色难民百余万人口争先恐后地拥入开封。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发给粟米一升，一年总共需要360多万石，超过政府每年入库粮食的一倍。由于北方大面积领土的丢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机拒绝交纳岁币，金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纸币贬值，甚至到了“每贯只值一钱，不及工墨之费(印刷成本)”的程度，开封市场自然也就无法正常交易，经常是“市肆昼闭，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封作为金国的首都竟然还长达20年，尽管这20年纯粹是苟延残喘，国土只剩下黄河南岸从潼关到邳州那样一个狭长地带，还时时遭到蒙古军队的威胁。
1227年，蒙古大军东归，在处理完一些内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即位)后便开始了对金国的总攻。金国最后的抵抗算是顽强的，但终究无补于大局。1233年，当开封粮尽援绝时，金哀宗只好带着他的随从们南走归德，后来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皇帝、宰相、部分官员及卫队共五百多人一同自杀。
在开封失陷、金国覆亡的最后阶段，以身殉国的死节现象特别多，其中还有不少汉人。为什么会这样?元蒙时有人说金国“崇儒太过”，致使将领寒心，国脉不保，从这里可以分析出，死节者众多应是儒家意识形态扎根很深的结果。然而，身为二等公民的汉族民众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南宋输诚，而偏要为国破君亡的金朝赴死呢?这大概说明在传统的观念里，君臣关系高于或大于民族关系，君臣父子才是人之大伦。北方百姓被赵宋王朝抛弃上百年之久，早已认女真人为自己的君父，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闻道中原遗老，时时犹望，翠葆霓旌”云云，那都是南方文人自己想象出来的。
因为开封已是民穷财尽，蒙古大军并未驻留，一路杀往东南方向。开封作为都城就此永远地被废弃了。
此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开封地区日见萧条，还有过几次被黄河洪水完全吞没的悲惨记录，以至于连作为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但是，作为古都，开封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如果把漫长的中国历史理解为一幅长卷画，卷面上，前边、后边，到处都是血污的场景，而北宋定都开封的这一段(不过160多年)，民众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屠杀，知识分子更是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对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这真的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受到历代人的珍爱，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张择端笔下的开封，看到了一种颇理想的生存方式，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始终不失为一份值得保存的回忆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