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神秘古蜀文明：三星堆考古发现20年记

脚底下12平方公里的土地，掩藏着距今约3000～5000年前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之前仅在神话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文明，密码一般的层层谜团，终于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渐渐得到了破译。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这一支。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从1929年揭开冰山一角，接下来70多年岁月有断裂的考古历程。

这个发现时间仅次于百年殷墟的遗址，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的脉络。在滋养着它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学的范畴。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遗址，与生活在其中的近万名农民、考古队员、民间研究者以及博物馆的发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地方生态。

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数千年之后，成为“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回想起20年前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个大幸运，但琢磨起来，又是对当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应。成都以北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被证实是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核心。此前河南偃师二里头作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被当作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号祭祀坑发掘的第10天。

凌晨2点30分，炽热的7月末川西平原，31岁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员陈显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

后半夜的三星堆田间安静异常，当时围观的好奇农民已经在上半夜散去。33岁的陈德安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领队，被值班的副领队陈显丹叫醒后，两人迅速做出决定: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四川大学来此实习的大学生张文彦，赶紧骑自行车去广汉县城向当地政府报告；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单位汇报。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个武警被广汉县委书记派到现场。夏天早起的村民们又聚集过来。陈显丹这才对众人宣布:有重大发现，金腰带出现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随后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全面发掘，出土了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

终于，1929年首次在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以来，一直迷雾重重的“三星堆遗址”因为1986年祭祀坑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踩在脚底。在几无文字记载的上古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符码”。

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三星堆区域毫无疑问是祭祀区，那么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沿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为城墙勾勒出古时都城的轮廓。历年来的发掘出土文物，跨越时间涵盖了距今3000～4800年的这一阶段。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三星堆商代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芝麻开门”·文物“救火”

考古人的那种喜悦，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耀辉说:“太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了，简直就像阿里巴巴叫‘芝麻开门’一样，翻开一层土，就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啊!”这种重大发现还包含着另一层欣喜――三星堆遗址的价值越高，才越有利于它的保护。

今年7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在1986年祭祀坑震惊世界之前，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身边的三星堆知之甚少。一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长江流域的考古培训，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指着他说:“你们广汉三星堆很重要啊。”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可是一旦意识到了这点，敖天照的内心就没有安宁过。

遗址区跨越广汉南兴镇的3个村庄与三星镇的4个村子，生活着两个乡72个社的人。祖辈耕种的生活使他们期盼迅速改变贫困，而遗址上世纪80年代被确定前，敖天照很难去说服人家“不要动这些土，很可能藏着大宝贝”。

他1975年回到广汉时，这个成都边上的县城正随着全国形势，“各个乡镇都在大办砖厂，搞‘五项工业’，中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成堆的破碎陶片被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11月，他从四川省博物馆借来50年代发掘的9件石器，拿回广汉做宣传和研究。为了有个正式的名分保护遗址，“那时候就盼着省里赶紧来人，盼考古队的心情就像盼救火队”。

随着断续的文物发现，熬天照被一种兴奋和紧张牵引着。但地下到底是何种级别的遗址，那时一直是个猜想。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看，三星堆区域确实具备了作为都城的“上好风水”。广汉地处川西平原东北部，为沱江冲击平原地带，属都江堰灌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实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腹心。三星堆12平方公里遗址区域，北有通连长江的鸭子河，马牧河在遗址中心贯穿东西。肥田沃土与充足水源，在上古年代对人们的生存有着决定作用。

祭祀坑出土的早些年，村民偶尔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尊贵。1978年，敖天照听说有人几年前发现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经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户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过的磨石”。村民把“石头”留在家里“给娃娃耍”，听说有文物价值，也相当配合地上交了。真武村4队在挖沼气池时，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着看，给大家宣传“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他们还没有铜器，就用石斧头砸东西”。队长余洪昌的妈妈听到了说，“我家有一个磨过口的石片，还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几厘米的石斧”。他给大妈拍了照片，奖励她1块钱，“还得让她写收条，我这是代表政府奖励的”。敖天照如今还收藏着不少村民“献宝”的照片，早年散落民间的许多三星堆遗址文物，靠他几十年不懈的工作，不少摆放在了博物馆供人参观。

1970年月亮湾燕家所在的大队改水沟，曾挖到过不少铜器，“那时候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铜器也基本回炉了”。有一天中午，村民燕开正趁大队不注意，自己顺沟边挖到了一堆铜器，“有铜锅、铜壶、铜刀，好多生活用品，还有直径四五十厘米的大铜鼎”。在“破四旧”的年代，燕开正按1.8元1斤的价格，将30斤的铜器卖给了收废品的。看到不少文物随着开沟被发现了，燕开正的大哥也曾到省城找过专家，“老专家在关牛棚呢，没人管这块”。敖天照说，他推断手工作坊区就在遗址北面，也是因为这片经常发现手工制品。

“村民们还是很淳朴的，很配合。”但是当地经济要发展，很难向几个文物工作者妥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人员和砖厂抢地盘是常事。熬天照记得，他和陈显丹一度追着砖厂厂长跑，厂长最后说:“这里也不能挖，那里也不能挖，你们给我圈出个可以挖的地方来。”几处后来被确定为城墙的遗址，经过砖厂取土，也被挖了不少。

发掘报告·“三星堆学”

1986年，祭祀坑出土的近2000件文物面世后，各级政府要求停办了遗址区内的砖厂，并在遗址北边修筑了三星堆防洪大堤。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也早已拨专款支持这里的考古发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对三星堆遗址有过多次发掘。王家佑、冯汉骥等成为当时研究三星堆的专家。根据长期担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的陈德安记载，80年代至今，四川省文管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等有过数次联合发掘。西城墙、南城墙等得到确认，2001年在燕家院子又发现了大量三星堆第4期的文化堆积。2005年，在新关山考古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在近20年里，成为公认的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几年因为三峡库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学家据此提出了“楠木园文化”、“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名，初步构建起三峡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三星堆文明也从另一个层面隐约得到了旁证，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丝毫不逊于黄河流域。

但是记者采访时发现，在20年考古中，三星堆遗址声名显赫，却少见系统的学术著作。80年代参与重要发掘的考古人员，有的很快从政，离开了一线考古；有的虽然现场发掘十几年，却几乎没有发掘报告。1986年两大祭祀坑发现，发掘报告拖到1999年才出版。一些专家焦急地感慨:“本来这样一个大遗址，是很多考古人一辈子守白了头也碰不到的。三星堆如此重要的考古价值，却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考古大家。”上世纪50年代，30岁出头的石兴邦主持了半坡氏族考古，他撰写的发掘报告成为考古学经典，自己也成为考古大家。可是充满神秘与探究价值的三星堆，却很难找到一线的考古学者，对之进行系统的叙述。

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提到，一个考古大家，要有现场参与发掘的经验，这种现场工作需要多年连续性，再加上统领全局的水平，“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从事的工作有感情”。

如今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刚刚换了站长，新旧站长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沉默背后的现实是，三星堆近20年组织了十几次发掘，却没有系统的文字报告。国家文物局一度暂停三星堆的发掘，现任站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要赶在明年底，把综合性的发掘报告交上去”。

在2006年7月召开的“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20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国际学会研讨会”上，三星堆博物馆成立了一个三星堆研究院，有学者呼吁建立“三星堆学”。肖先进兼任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想法是，把以前零散研究三星堆的海内外学者组织起来，聘用为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再按照课题来系统研究。“人种问题、起源问题、与金沙遗址的关系等等，里边大有学问啊。”

文物卖点·遗址生存

“有游人参观后说，原来还以为三星堆是核反应堆呢。”

三星堆文化的名气虽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内涵，副馆长张耀辉提到，怎样给三星堆博物馆定位，成为最直接的问题。这种定位显然不是考古学范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让普通公众接触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馆、发展旅游和保护文物的复杂工程。如何让悬谜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一个卖点?怎样做到既“卖得好”，又保护了文物?

记者7月底赶往广汉时，三星堆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刚利用周末去了一趟重庆，“建在市中心的中国三峡博物馆真漂亮”，让他们羡慕的是，三峡博物馆是北京以外直接以“中国”命名的博物馆，“国家直接拨款6个亿呀”。不久前改组的三星堆博物馆领导班子，正在为重新打造三星堆形象奔波。博物馆去年的门票收入接近2000万元，已经算国内少数能够自己运转的博物馆了，“不过我们现在是门票经济，收入全靠门票，缺乏项目费，以后想变成复合型经济模式”。

张耀辉说，他们一直在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较研究。比如与兵马俑博物馆相比，秦始皇“名气大”，作为中国的始皇帝是一个常识，“外国人只要学中国历史，必然提到这一块”。兵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馆的大棚子直接建在发掘现场，背景知识也简单，游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几千年的上古文化，依旧迷雾重重，多数问题还在争论中。“我们在想，三星堆干脆围绕‘神’字做文章。”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时间上限、哪些人创造的，都还是谜。“神”还指古蜀王国的神权统治，张耀辉认为松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国，正是靠神权统治意志，形成了王朝。现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将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学教材，“那公众就有更多的知识背景了”。

依附于广汉这片土地的三星堆博物馆，曾经经历地方政府建博物馆的不少艰辛。曾任广汉市文化局局长的肖先进说，1989年广汉市开始组织设计单位招标建馆。建立三星堆博物馆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和展示文物，将广汉的文物资源变成旅游资源。可领导班子到全国考察一圈，发现“除了兵马俑、故宫，几乎所有博物馆都靠财政养”。办博物馆在当时看来是个“无底洞”，只能不断往里边砸钱。

肖先进执著地看好博物前景，向广汉政府争取到了200万拨款，开始建博物馆，他的想法是:“博物馆不能远离遗址；景区不应浓缩在一个地方，这样难以形成旅游氛围；广汉的城市布局应该沿着鸭子河呈带状发展。”博物馆前后修了5年，“到处借钱，还贷款了1000多万元，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最后投入3100万元建好。

博物馆建好了，广汉市政府却主张“送出去”。只要有人愿意承担贷款，广汉不仅奉送博物馆，还每年拨款20万元，给人员发工资。当时领导的想法是:“如果每年贴20万元，就只亏20万元，自己拿在手里，还不知要亏多少。”结果四川省内协调过后，没有人愿意接手，广汉人一度急得感慨，“连送出去都没有人要”。

博物馆在1997年开馆后，效果远比想象中好。肖先进自告奋勇当了馆长，“第一年门票收入250万元，第二年450万元，现在一年接近2000万元”。肖先进说，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一个极端的过程，“当地政府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后来又过度开发它的价值”，徘徊了十余年之久，博物馆开始寻找更符合市场的道路。

在肖先进看来，三星堆遗址有很好的优势，遗址面积仅次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于很多新城掩盖了旧城，不够完整。三星堆处在广汉郊区，遗址内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农业生活，完整性更好。而且它所表现的蜀国文化的地域特色，迥异于中原文化。

几千年的沧海桑田，并未给这片土地带来太大变化。12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如今居住着9000多农民，其中有388户住在城墙上。城墙上的农民列入了重点搬迁户，但是这个巨大的工程，如今只开展了第一期，200户。由于生活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这里的农民不许建厂，没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围村子要差。

大遗址内到底该不该有住户，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护的标准?张耀辉说，全国都没有一个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模式，“你说12平方公里承载多少居民合适?这是个很难量化的问题”。肖先进和敖天照不主张把所有人口都迁出去:“遗址和当地老百姓分不开，这才是遗址的真实性，它是承载生命的。”张耀辉说，前两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遗址保护和农民之间有了不少矛盾，现在希望调动整个大遗址中的农民积极保护文物，让遗址遗迹展示促进旅游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燕家院子及其后人

最先揭开地下古国神秘一角的，是祖辈生活在真武村月亮湾的燕道诚父子。

在提及1929年的无意发现时，人们多半知道燕家是当地农民，却容易忽略燕道诚是一个乡间文化人。他的第四代孙、59岁的燕开正向记者讲述到，祖宗燕道诚从小读了不少书，37岁时因为和堂兄弟的家庭矛盾，被迫到了成都。燕道诚在那儿结识了赏识他的都统，投考后当了3年县令，这才回乡养老。燕道诚是否当过县令已经很难考正，但他至少在县衙做过事，当地人称他“燕师爷”。

1929年的一次偶然发现，将燕家祖辈几代的生活，与他们脚底下沉睡了几千年的祖先联系在了一起。

从后来确定的整个遗址范围来说，遗址区中心部分生活着三星村和真武村，两个村子隔马牧河、南北而居。三星堆顶部有起伏相连的三个土堆，宽10米左右，因与马牧河北岸的月亮湾台地隔河相望，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有“三星伴月”的美称。1929年偶然发现的玉石器在马牧河北岸的燕家；1986年两大祭祀坑的偶然发现，则说明了祭祀区在三星堆这片区域。

记者看到的燕家院子，房屋虽然近年来整修较新，7亩的宅基地却从来没有动过。有趣的是，几十户的真武村二社，唯独燕家的屋子建在水沟以南，靠近南面的马牧河，燕开正说，“祖上就是这么选的地方”；其他人家，安家在水沟以北靠近鸭子河河床边，地势略高，格局更开阔。

敖天照说，燕家现在看来处在古城遗址中心略偏东北一点，但是“北边的鸭子河肯定泛滥过，所以城内面积缩小了，燕家应该正处在古蜀都城的正中心，是宫殿区”。月亮湾的这块隆起的地面不算大，却按照1.5公里的间距，分布着三道土梁子，一条水沟纵向贯穿三道梁子，当地人从小就听老人说，“这三横一纵的格局，就是个‘王’字”。

1929年春，燕道诚同他儿子燕保青去沟底淘水车尾部，把车厢提开，用锄头深淘沟底时，突然发现了一堆玉器。

燕道诚一看这些大小石环堆积，“疑其内藏有金珠宝物”，不敢声张，原土掩埋，夜深人静才全家一起连夜搬运回家，其中有“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后来燕家淘沟挖宝的事，在当地逐渐传开了。

这种传言引起了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的兴趣，这位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很感兴趣，又联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1934年，葛维汉、林名均等在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1937年，旅日的郭沫若知道此事后，将之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作为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轰动了国内考古界，其发掘信息还传到了国外。

燕家家规严，好几代人读过书，虽然不断发现宝贝，祖先却害怕后人因此遭祸，所以平安本分是家规的第一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00年，考古人员又在这一带进行过发掘，燕家人也配合参与。

如今燕道诚这一支传下来已有200多人，基本生活在真武村。燕家院子里住着燕道诚二子燕青保这一支60多口人。燕青保的5个孙子和2个孙女的家人住在这里，门口绿油油的稻田仍旧是他们承袭祖上的生存方式，只是年轻人有的外出打工去了。

长年和地下宝贝打交道，一些当地人有了不少考古发掘和文物鉴别的知识。燕开正说，他摸摸看看，就能辨别三星堆文物的真假，“比如说玉琮，中间有大孔，但孔是分别从两边打出来的，有个错位，一直穿下来的孔就是假货”。

虽然祖上有这段历史，在相对封闭的广汉农村，大家并未完全意识到这块土地的神奇。春耕秋种的生活看上去和别人没有不同。要真往神奇的方面说，当地人也能想到不少“神神怪怪”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有村民整理万家梁子上的坟堆，挖出一个被埋了30多年的女尸，“保存得真好，那女人死时也就30多岁，头发黝黑，面貌如生，把她的玉镯子从手上褪下来，手腕的皮肤一下子就恢复了，弹性特别好”。另一个村民被埋了50多年的爷爷，“胡子还往上翘着呢，眼睛都好好的”。

燕开正记得打小起，这一带就有远近闻名的三块大玉石。最大的一块是青玉，重达吨余，就在燕家门口的水沟边，小时候孩子们喜欢坐在上边洗澡；真武宫庙子侧面水沟中有块半红半白的玉石，在上游方向；蒋家院子附近的红玉石最小，处于下游方向，可是这块玉石“每年过来和我们燕家的玉会合一下呢”。燕开正说，红玉石会随水冲到青玉石边，每年一次，人们再把它搬回蒋家那边去。后来随着重整水沟，大玉石就埋在了沟边的土地里。

燕家人近百年来与地底古都的和平相处，却在2005年几乎被打破。去年，有不少商人想高价买下这个名声在外的院子，建成“燕家大院博物馆”，仿造出历年来这里出土文物的情形。提到这些，平静的庄稼汉子燕开正眼圈有些发红，“我们一向支持考古，发现文物就上交了，也配合发掘，但为何非要我们离开这里，卖给商人呢?”一个正式的家庭会议召开，燕家人于2005年末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燕家大院”4个字注册了。

燕开正觉得，与其卖给商人复制文物展出，为何不在考古发掘地展出文物呢?田间地头的发掘坑就是最好的“天然博物馆”，“原汁原味的”。敖天照非常赞同这个想法，“把文物放在它们出土的地方，让整个古城遗址活起来，将川西平原的风光和古国结合起来，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刚刚改组过的博物馆领导班子，寻思着复原燕家当年景象和系列考古发现，让燕家后人向游客讲祖上的故事，“把当地人生活和脚下文物联系起来”。

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分层

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文化层，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

最早的文化层堆积，距今约4000～48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4800年前，成都平原北部的黄土台地区域，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自己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三星堆、月亮湾、西泉坎、大堰村等台地上，也有许多氏族定居下来，过着渔猎、农耕和制陶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社会财富增加，月亮湾台地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中心聚落。

(1929年首次发现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即位于月亮湾。)

第二期

文化遗存，距今约3600～4000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前期，已经进入早期蜀文化时期。

当时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善于捕鱼的水鸟“鱼凫”随处可见。从岷山等地进入成都平原的蜀人与当地土著人结合，一面在平原耕种，一面学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后来被称为“鱼凫氏”，其子孙也以鱼凫为图腾。

大约在商代早期，阶级矛盾加剧，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强大富裕的鱼凫部落，利用月亮湾古城堡，扩建三星堆城市，建立古蜀王朝，成都平原进入奴隶社会。

第三期

文化遗存，距今约3200～36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是三星堆古蜀王国最繁盛的顶峰。

这时的三星堆蜀国国力强盛，青铜冶炼、黄金制品等手工业发达。三星堆晚期地层出土的房址密集，由此可以看出其人口众多。参照西安半坡等处的人口估测，古城人口约有7万。从“三星堆”到“祭祀坑”一带，成了蜀国古都的宗庙祭祀活动中心。有专家认为，一号祭祀坑是杜宇取代鱼凫时“毁其宗庙，移其重器”的遗存，二号坑是开明氏取代杜宇的遗存。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古蜀王国，已经发展成雄踞一方的古代文明中心。

第四期

文化遗存，距今约2800～3200年，相当于商末周初。

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强烈反映出三星堆古国发生突变，近4平方公里的古城突然变成废墟。古城的废弃还是一个谜，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的突然消亡大概因为特大洪水，根据成都西郊金沙村出土的文物看来，三星堆古城毁于洪灾后，其后权力中心都邑很可能从广汉转移到成都市区来了。有学者认为与蜀国内部政权更替有关，有人认为成都十二桥开明氏，取代了三星堆杜宇氏，说法不一。

三星堆遗址布局及结构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北部。东邻龙泉山脉，西为岷山山脉南麓的茶坪山，地处沱江上游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属冲积平原的二级阶地。

遗址内的古城遗存十分丰富，有上层贵族居住面积大于60平方米的卯榫屋架的厅堂，也有平民居住的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屋，还有仅2～3平方米的棚屋，可见社会贫富贵贱分层已经形成。

城中心发现大量精美的陶质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乐器和陶塑艺术品等社会上层人物享用的物件，生产工具却不多，说明城内主要居民是贵族统治者及为其服役的民众。

城内的大型建筑物未能辨明是否有庙堂宫殿，而在城的中轴线偏南、三星堆土堆旁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有神巫们在进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后埋下的祭品:成吨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和礼仪器，罕见的金权杖、金面具等。有龙的神树是其祖神崇拜的中心，“群巫之长”的大立人像、黄金权杖与双手反缚砍头的人牲石像，证明了具备宗教礼仪中心、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已经形成。故此城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的中心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