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背后故事:北魏古佛险遭盗卖 梁思成留下幸运

撩开罩在文物面庞上的神秘面纱，讲述它们背后的那些曲折的故事，让读者走近文物、亲近文物，与文物一起重温发生在它们身上的善恶美丑、悲欢离合，更加热爱祖国灿烂的文化，更加珍爱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最大的展品景德街牌楼

位于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首都博物馆新馆，于2005年12月16日举办了建成典礼，接待观众。每一位走进首都博物馆正门的观众，都会被其占地2000平方米、高34米的礼仪大厅所震撼，而他们的目光又都会被正前方的一座流光溢彩、金碧辉煌的高大牌楼所吸引。它高9.74米、宽21.86米。四根耸立在汉白玉柱石上的红色立柱，支撑着金龙合玺彩画的门额和七座覆盖绿色琉璃瓦的牌楼。在牌楼正中上方蓝色匾额上，“景德街”三个金色大字更是夺人耳目。这座牌楼与首博大门、首博门外的高台和丹陛石一起，组成了具有皇家风范的博物馆中轴线。同时，它成为首博大堂中画龙点睛之笔，使整个大堂在空间和平面布局上都达到完美的境界。

它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这得从北京历代帝王庙说起。北京历代帝王庙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路北，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历代帝王和部分杰出功臣名将的庙宇。它始建于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后经多次修缮和扩建，形成了以景德崇圣殿为中心的宏伟建筑群。历代帝王庙占地20000平方米，与孔庙、太庙并为皇帝亲自祭祀的京城三大皇家庙宇。

历代帝王庙的庙门称作景德门，门前道路东西两侧各设有一座牌楼，形制基本一致，因匾额上书有“景德街”三字，故被称作“景德街”牌楼。作为皇家坛庙建筑整体格局的一部分，它们无论在建筑规制还是在艺术造型上，都充分体现了京城皇家建筑的气度和风范。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生前曾评价说：北京的古牌楼数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美；牌楼装点着街市景观，从它的东面向西面望去，有阜成门城楼的衬托，晴天时可看到西山，尤其傍晚日落时特别美。他多次呼吁要保护这两座牌楼。但是，这两座有逾四百年历史的牌楼，其命运在20世纪50年代却发生了转变。

当时被定为新中国都城、刚刚获得新生的北京城，进入了城市建设和市政改造的高峰期。城楼城墙被拆毁，马路被拓宽，许多立在路口的牌楼也都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在第一波拆除古建筑的浪潮中，“景德街”牌楼由于特殊身份幸免于难。但是，有关部门勘测街市牌楼时，发现景德街东牌楼南侧柱子下沉。同时，交通部门反映：“女三中(历代帝王庙)门前牌楼影响交通，仅1950年12月一个月就发生交通事故3次，造成人员伤亡和牌楼被撞损。”这些信息使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最终还是下决心于1953年将景德街牌楼拆除。

梁思成留下的幸运

在梁思成先生的多次请求下，牌楼在拆除过程中受到了特别的关照：构件榫卯不得用大锯锯断，要小心拆卸以保持构件及榫卯的完整性。1954年1月，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物所组织人力，对“景德街”牌楼进行了拆卸。在拆卸前，对牌楼进行了多角度的拍摄、测量构件、绘制图样等，并在拆卸时对构件材料进行了详细的登记。拆卸也格外细致小心，拆卸的构件存放在市建设局阜外的后库中。“景德街”牌楼终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梁思成难过至极，伤心落泪了好几天。

当人类进入21世纪，北京文物工作又迎来新的春天。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工程。用什么展品、手法来装饰空旷的礼仪大厅，使之与左侧高耸的青铜圆厅和右侧厚重稳健的木质方厅形成和谐过渡、融为一体的效果呢?直到博物馆基建工程已建成一半时，仍未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又经过数十次的设计、论证，大家想到了牌楼。牌楼是老北京城区内的典型建筑，可以最恰如其分地表现老北京的建筑特色和文化气息。同时，它也有时间隧道的寓意，可以配合首都博物馆展览，一同给观众以在古代与现代北京之间游弋的感觉。到哪儿去找这样的牌楼呢?

“景德街”牌楼!它真可谓是我们的祖辈和梁思成先生特地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献给首都博物馆新馆的一份厚礼。

梁思成当年保护建筑构件的提议，是“景德街”牌楼的幸运，也是我们今人的幸运!

在博物馆建成后复原重建如此巨大的牌楼，再建是不可能的，因为巨大的构件难以进入展厅。为了保证复建工程的顺利进行，人们决定在建馆的同时在大厅内复建“景德街”牌楼，因此，它成为第一件进入博物馆内的文物，也是第一件入馆的展品。以后的几个月中，建设者们一件件地拼、一笔笔地画，一刀一刀地精雕细刻。为了留住那段特殊的历史，牌楼正面按照原牌楼的修饰风格绘制了彩画，而背后则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未加任何修饰，保留了古朴的原貌。一正一反，一色彩缤纷一古老悠远，彰显着北京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和日新月异精彩纷呈的现代气息；彰显着人们对历史的珍重和对未来的憧憬。

贼手伸向古佛

1999年9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盗窃国家一级文物北魏太和造像的盗窃犯、抢劫犯陈孟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陈孟星成为新刑法实施后，北京市首名因盗窃文物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那么陈孟星等人是什么人?北魏太和造像又是什么样的文物呢?让我们回到一年前的3月，北京海淀区凤凰岭风景旅游区。

北京凤凰岭风景旅游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山区，这里山峦平缓蜿蜒、林木丛密，北京市境内年代最久、文物价值最高、带有彩绘的石佛像——北魏太和造像，就曾经供奉在景区内山谷中一块台地上的方石亭中。佛像站立在一块1米多高的石雕莲花须弥座上，这座雕刻于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佛像，在被盗时恰好差一年1500岁。这尊佛的出身是极为高贵的。在这座石像背面下方刻有造像记：“太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太皇太后造像。”北魏太和十三年即489年，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在民国时期，被古董商岳彬盗卖到美国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上的浮雕《帝后礼佛图》，内容就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而海淀区车耳营这座造像的主人阎惠端是孝文帝的祖母，公元476年被尊为太皇太后，曾经有特权临朝听政。也正是这个原因，更显出这座佛像的高贵和珍贵了。

1957年10月28日，它与故宫、颐和园等36处文物古迹一起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的几十年中，当地的百姓们一直对它进行细心的照料，住得离佛像较近的姚志明一家，四代人一直义务看管佛像，几乎每天打扫安置佛像的古亭。他们从未想到过，在1998年的3月，灾难已逼近佛像和他们的家乡。

1998年，正是中国田野石刻被盗的高峰期，陈孟星就是“偷盗大军”中的一员。他祖籍河北曲阳，这里的农民历代都靠石雕手艺和买卖石雕外出谋生，与石雕长期接触使他们对古代佛像也有一定的了解和价值辨别能力。

许多曲阳农民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走上了富裕的道路。30多岁的陈孟星的心开始躁动了，但是他没有选择勤劳致富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不归路。1997年，陈孟星就曾伙同冯臭儿、曹社真等10余人，携带撬棍、倒链等作案工具乘一辆卡车，窜至山西省寿阳县羊头崖乡独堆村内，抢走村内福海寺中的国家二级文物明代弥陀造像石碑一座，并藏匿在曹社真家中。这次盗窃得手，让陈孟星尝到了甜头。此后，他不断地在全国各地流窜，寻找目标。

劫难过后重见天日

海淀区聂各庄乡附近有多个采石场，陈孟星的几个同乡也在这里打工采石。来到同乡这里串门的陈孟星听说这里保存有一尊大佛时，他的眼中闪出贪婪目光。经过几天的踩点，一个罪恶的计划在他心中产生了。

1998年3月24日，他和同伙先从河北定州租了一辆客货两用车，带着撬棍、木制手推车等星夜开往北京。夜里两点多时，他们七人将车停在车耳营村口，一人守车六个人推着手推车悄悄来到北魏太和造像前。因为怕遭报应，六个人先跪倒磕头，然后立刻开始了偷盗行为。

由于佛像有一吨多重，他们刚把佛像撬出须弥座，就因为没有扶稳，佛像轰然倒下摔成5块。这声巨响，引起了村内一阵狗叫。几个人吓得几乎魂飞魄散，他们急忙丢下撬棍，将佛像碎块用手推车拉到村外装上汽车，发疯似地往河北开去。他们也知道，天一亮就会有警察截堵。他们到曲阳附近的新乐县后，狡诈地又将佛像倒入一辆拖拉机上，上面又盖满了沙子，最终将佛像拉到所居住的村中，埋入陈孟星家的后院。就在他们几个以为万事大吉，开始做发财梦时，法网已经张开。

第二天早上，守佛人姚志明的妻子张宝英来到放置佛像的石屋门前，发现门被打开，里面的石佛也不见了踪影。她几乎瘫倒在地上，赶紧和丈夫一起报警。当警察和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赶来时，姚志明几乎泣不成声。此案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怀疑重点锁定了河北曲阳县。刑警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能让罪犯出售佛像，更不能让佛像流失海外。天津、大连、秦皇岛等港口加大海关检查力度。同时，副队长王毅带领几名侦查员立刻赶赴曲阳，大造声势，震慑罪犯，使其不敢轻易倒卖大佛。每天，刑警们扮成买石像的商人，在曲阳比较著名的买卖石雕像的阳平镇、底村、南故张村等地寻找佛像的蛛丝马迹，并深入于当地的古旧石雕买卖的大户中了解情况。在曲阳县，从事石雕生意的人都知道，北京来人要找大佛。针对罪犯3个月的威慑，专案组的刑警们认为，可以放蛇出洞了。他们大造舆论：北京来找佛的人走了，耗不起时间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由明转暗。终于，到了9月份，刑警们得到线索，有人要以10万元的价格，出手一尊破碎的石佛像。9月29日，在当地公安干警的配合下，陈孟星、刘学如、王立强等三名罪犯被一举抓获，并在曲阳县阳平乡村中起获了佛像。

1998年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干警带着已被摔成5块的北魏太和造像从河北曲阳胜利返回北京。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北魏太和造像暂时入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由该馆组织专家修复。

2005年12月16日，首都博物馆举办了建成典礼，北魏太和造像被陈列在该馆五层的佛造像艺术展厅中最显要的位置，迎接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