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国运与年号事关迷信 改了又改仍难逃厄运

中新网5月25日电 香港《文汇报》报道，翻读古卷，年号是让人摸不着北的迷宫。时间本来是一条清晰的线性链索，加上个年号，便弄得云山雾罩，恍然不知今夕何夕，大明五年，至和六年，嘉佑八年……，你弄不清是何年何月。年号把时间搞混了，搞得一塌糊涂，但皇帝们特别喜欢，自汉武帝始设建元年号，后世皇帝个个依样画葫芦，各种东西可能改，年号却一直如太岁之头，动土不得。袁世凯过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瘾，福祚短得如阑尾，年号却不能省，末代皇帝溥仪偏居“满洲国”，小国寡皇，龙袍都穿不上，年号一点也不含糊，“诓得”一隅江山，便称“康德”。

皇帝的年号情结，也许是自恋作怪吧。只要坐上了乌位，便都十分自许，不论蠢笨如晋惠帝，还是雄略如清康熙，都自我感觉特佳，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因为开国皇帝每朝只有一位，开天辟地之大功其它皇帝捞不着，那就只好开辟“新纪元”，换个皇帝就换年号，恐怕就因为“新纪元”三字特来劲特提神罢。康熙年间，德国人汤若望以“国际惯例”来帮中国改革历法，以便与“国际接轨”，汤氏劳心劳力编制了《时宪历》，结果被处以死刑，罪名是逆谋造反，天下姓私，不是公家的，你要用公历，这当然是谋反了。“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术”，因此，这国际轨道硬是没接上。

年号是“皇家大业”，举凡军政安危、社稷存亡、皇家气数、福祚短长，乃至安床生龙子、出行宜嫁娶之类的东西，都含在这个年号里头，似乎年号拟对了，就万事大吉，年号不对，则诸事不宜。

宋神宗登基，年号熙宁，这本来好好的，他却要折腾，不久搞了一次年号征集活动，把它作为“政治任务”，敕令文武百官鸿儒博士为皇朝拟年号，上千上万的年号纷至沓来，经“评审团”评选，献上了三个：平成，美成，元亨。平成之平，既有平常平庸，也有和平太平之意啊，成字也挺好的，成功成绩成就，寄托自然深远，但仁宗不用，因为“成”字不好，“成”字带“戈”，大宋被西夏党项等蛮夷戎狄搞得够呛，看见戈矛胆都破了。“美成”好听，却拆字来看，更要不得，美者，羊犬也，连羊犬都负“戈”来了，大宋不是“天要灭曹”了?草木皆兵，羊犬成士，不把人吓死?那就“元亨”吧，宋神宗看到“元亨”，脸色都变了，“亨”字下面是“了”字，“了”字不加“一”横，不是无“子”吗?这不是叫神宗断子绝孙吗?香火都断了，哪来的皇朝气数?赶紧改为“元丰”。

年号就这样尽是玄机，带累吉凶，隐含着皇家福祸密码，皇帝们就都举全国之力尽全国之智来做这个“文字游戏”。宋仁宗登位之初，是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其母刘后垂帘听政，拟了一个大吉大利的绝佳年号：天圣。还有比这两字更好的吗?意思是好得不得了的，献上年号的文臣自鸣得意，仁宗当然也就笑纳了，然而不久，仁宗不高兴了，天者，二人也，天圣，岂不是二个圣人啊，难怪刘太后玉臀一坐就在金殿上坐了十年。

宋英宗登基，年号“治平”，也是大不吉，冲犯了本朝的火德，以致两宫不和，皇上早夭，年号既关乎人际好坏，又关乎人命生死，太玄了。两宋中对年号特别敏感的是宋徽宗，先是拟年号为崇宁，表明对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支持与敬慕，但被蔡京坏了大事，蔡京是大奸臣，但当时是宠臣，亦是大书法家，曾被徽宗皇帝请去题写“年号钱”，蔡相爷为让书法好看，他逸笔草草，把崇字之“山”字与“宗”字一笔连写，“宁”字中间的“心”字忘了没写，大宋江山因此坏了，此钱流行，见者皆惊：有意破宗，无心宁国。大宋因此四面皆兵，无以宁日，纵有岳飞辈天天念叨“还我河山”，江山却不完整了。

徽宗便嚷嚷要改年号，改为“大观”，“大观”没观到大成绩大吉利，却有彗星扫过北宋“历史的天空”，急急改为政和，政通人和，真是祥瑞，但徽宗听了术士蛊惑，把政和改为重和，意谓和而又和，当是“和平”的“和谐”社会，不料有大臣不久提出异议，说契丹曾有“重熙”年号，煌煌大宋岂能与蕞尔小国同类?便改“重和”为“宣和”，这下该大吉大利了吧，于是“宣和宣和”地叫得很响，但细心人看出了大不祥：“宣”字与“宋”字一个宝盖头，而“木”字换成了“亘”字，亘者，一旦也，宣和的意思竟是：一旦宋亡。北宋虽然江山是“贺兰山缺”，至少，在徽宗时并没亡于一旦，那么宣和究竟是何吉凶?隔了数年，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掳去，一边厢宋钦宗并没免职，一边厢赵构却已登基，拆字先生终于解出了这个不祥年号的奥义：宣字，乃一家两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