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百年前红山文化离奇发现史

1906年的一天，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此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对东亚文化的考古调查上。这一次的目标，是内蒙古南部林西县和赤峰红山地区。果然在这里的考察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收获，6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环绕着石头的古墓，揭开了世界了解红山文化的序幕。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这也使得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没有受到袭扰。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存在着许多无法理解谜团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考察活动就这样停止了，直到1930年，中国的考古学家才开始了解到红山文化，开始了中国自己对红山文化的考古调查。不过这也要感谢两位外国考古者留下的宝贵资料，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在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期间，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冬季，梁思永由东北的通辽起程，想要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途中因遇严重鼠疫，梁思永只好临时调整计划，改道东北，并对那里新发现的新时期遗址进行挖掘。

由于季节原因、冰冻的土地，使得梁思永多次改变计划，先后对热河、林西等地进行挖掘考察，但也都受到温度影响而被迫中断。不过在赤峰他还是收获了一些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战争：日本人趁机打劫

梁思永在结束热河的考古工作后，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日军从东北开始对中国的步步侵略，东北三省、热河等地相继沦陷。

而让已经回到北平的梁思永最为担心的消息也随之传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便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的调查中，日本人采集带回了一批石器、陶器和几座青铜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

虽然此次调查并未得到太多成果，却引来了日本其他的考古学家，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带领一个所谓纯粹的考古团体，于1935年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3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他们的挖掘还受到的日本关东军的特别关照，给予现场警戒、车辆接送等方便。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据说，那是6月中旬的一天，一个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史前遗址的发现，引起了滨田耕作的高度关注，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他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除了对这些宝物的掠取，事实上在考古学上他们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日本人的考古引起中国专家注意，开始挖掘

虽然此次日本人的发现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却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家极大的注意，作为中国早一代的考古学家，梁思永经过30年代的调查，认识到西辽河流域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已注意到长城地带作为南北文化接触地带研究的重要性，成为较长时期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指导性意见。

而日本考古学家根据他们得到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出版了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仍旧停留在《赤峰红山后》报告所公布的材料，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国内外诸多史前考古学家已经形成了共识。

20世纪50年代，红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轨，并由此确立了该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主要标志性工作有两项：一是1954年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二是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实物标本，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更正，提高了对于红山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

而六七十年代，对于赤峰蜘蛛山、西水泉、敖汉旗白斯朗营子四棱山、三道湾、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遗址的调查和主动性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

红山文化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明确了红山文化祭坛的形制。而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是当时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在各个地点积石冢石棺墓内出土一批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红山文化玉器，辉煌的红山文化玉雕群最终得以确认，同时还发现女神庙、祭坛、大型祭祀平台等相关遗迹。90年代随着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红山文化综合研究水平整体显著提高，同时红山文化玉器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