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正义成为看得见的正义

2007年，肖扬完成了他任内最后一件大事，收回了死刑复核权。1998年，踌躇满志的肖扬站在了中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席位上。那一年，他已经60岁。一位法律学者说，肖扬带给中国司法的价值以及伴随的争议，也将交由历史去检验。“但是，作为法律人，我们感谢他。假以时日，五年，十年后，中国人都会感谢他。”

肖扬入主最高法的前五年，曾被认为“政治上幼稚”。这个评价源于他“脱离中国现实”的司法改革。他的改革似也未能获得多数基层法官的理解。基层法官们抱怨，肖扬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十年，是他们最忙最累的十年。统一司法考试让很多人进不了法院，特别是在中西部，法官后继乏人，令人心忧。最高法院推行法官职业化，学习、培训太多，很多法官应付不来。2007年，当有些部门在揽权揽财时，法院大幅下调诉讼费。肖扬解释说，想让有理无钱的人都能打得起官司。法院诉讼费的锐减，令偏远地区基层法院的运转都成问题。在这些法官眼里，最高院的院长太“弱势”，有人甚至说他是“三交”院长：交枪、交权、交钱。

当司法部长时，肖扬就以“交”出名。他主张司法部将律师管理这块交出去，让律师走向市场，一度引起地方司法厅局的不满。肖扬也在“揽”。1989年，时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时，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反贪局，并倡导立一部反贪法。有人评论说，反贪局的成立，是向世界公开承认，中国是有贪污腐败。任司法部长时，他把法律援助制度引进中国。这个不赚钱的活儿被律师事务所视为“劳民伤财”，加重负担。

从最高检察院到司法部，再到最高法院，肖扬干了很多事，却鲜有让他所在系统内的人们直接受益。一位与肖扬同事的法官说，十年司法改革，一定程度是部门扩权的过程。但肖却在不断让渡权力。他所做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司法的归司法，让行政的归行政，还原法院本来面目，让法院心无旁骛地专事审判。肖超越部门本位主义的改革思想，让法院系统扩权、特别是经济权力的希望落空。然而，理解肖扬的人，却深感希望。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有他在就有朝气。

1998年底，中国法院全面实行审判公开。这是肖上台后做的一件大事。手持身份证的普通公民和持记者证的媒体记者走进了此前神秘的法院大院，当在法庭聆听控辩双方的交锋时，他们获得了完全崭新的体验。肖扬说，公正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这些法治文明的常识性表达，常被法学者提及，但在中国最高司法官员口中说出此话的，肖扬是第一人。

1994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上了首堂法制课。之后，中央领导听法制课成为制度。次年，筹备第三次讲座时，肖扬向中央提出，希望介绍法律界最关注的依法治国问题，正是在这一次讲座的总结讲话中，作为最高领导的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肖扬致力推进的司法专业化也招致非议。

在任最高法院院长的第二年，1999年，最高法院广发英雄帖，从资深律师和学者中选拔法官。结果应者寥寥。有人戏称，资深律师一个案子的律师费，抵得上首席大法官一辈子的工资，怎么可能看得上最高法院法官这种清淡之职?

从社会法律精英中纳贤以失败告终，但肖扬做成了另一件事——2001年起，初任法官必须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前提。中国从此告别了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法官这一“党和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第一次有了专业方面的任职要求。

2002年，中国法官们卸下半个世纪有着专政色彩的肩章大盖帽，换上法袍用上法槌。然而，这一彰显法庭威仪的举措也让肖扬受到指责。有些人诟病其为只重形式不重实质；更尖锐的质问是，为何搞那么多西方的玩意儿?

民众对司法的极度不信任，也让肖企图重建法院权威的努力显得非常尴尬。

当房屋被拆得不到合理赔偿、法院又迫于政府压力无法为他们主持公道时，民众不相信法院；当“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形象在坊间流传时，民众不相信法院。肖扬推出错案追究制，希望能保证个案的质量，却使法院内部生起请示之风，充斥行政式命令。为解决案件久拖不决，他提出公正与效率并举，有人却说，法院的唯一目标就是追求公正。

一位学者说，最高法院院长领导司法改革，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因为法院也是改革的对象。肖扬在这个悖论中行走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