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东：中美友好交往的第一人——蒲安臣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的最老的文明古国，而美国的历史从建立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二百来多年。一千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文明和富裕国家的标志，一千前后美国又成了世界文明和富有的标志。一千年前的世界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二百年前当美国国家才刚刚建立时，中国这个“天朝大国”还根本看不起这个刚被发现的“新大陆”的国家，有谁知道只过了二百多年的时候，美国已成世界最文明和富裕的国家，一千年前的中国的那种文明和富裕现在却被美国取而代之。

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一千年前由于美国还是一个未曾被人发现的“大陆”，自然也就不存什么中美两国关系可言，因此中美关系可谈的历史也不过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二百年里中美历史之中，中美之间也曾有过一段较好的时期，清朝后期中美就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久西方在与中国打交道深感相互没有官方的外交代表的不利和不方便。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三日，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得恩，在写给包令的信中提出：“争取英国国王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七六九页　。)英国公使包令，会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于一八五四年，与清政府官员进行修约交涉，在包令向长芦监政崇纶等所递“清折十八条”中，第一条提出“英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九卷第三四三页。)结果被咸丰帝拒绝。本来公使驻京这是一个国家与另一国家交流的驻他国代表机构，他有利于双方的相互交流，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但是“公使驻京”问题在中国却碰到了许多阻碍，这种阻碍首先来自清廷内部，清廷内部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打破传统的中国民众的习惯，特别外国公使驻京，把许多外国的生活，经济以及思想方式带给中国，这都会给当时保守的清政府的统治带来危机，自然保守的清政府不愿意“公使驻京”。

后来因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英订立《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款写道：“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第三款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右要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中国这才被迫同意上述条款，同意“公使驻京”。

《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西方国家的公使开始陆续来到北京。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首先来的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他最先到达北京。第二天，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六月初一日(七月八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同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一八六二年七月二十日)，美国公使蒲安臣到达北京。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是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而第五位到京的德国公使却费了很大的周折。德国公使是外交官林波伯爵，一八六一年，他担任普鲁士东亚使团首领，与清朝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谈判，双方签订第一个通商条约《通商章程普后条约及海关税则》。(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辑，第一七一页。)清政府承认普鲁士和其它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允许与商业上的权利和治外法权，即包括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的一切条款。但是，清政府拒绝普鲁士和其它国家公使驻在北京。“提议在将这项权利推延十年”，后来“这个延迟的期限终于缩短为五年。”不过，德国第一任驻华大使李福斯经过周折仍然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到达上海，而在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间，开始充任德国与中国的参事和公使。

随着外国公使驻京，清政府也开始设立专门的外事机构，本来清政府的对外事务，在中央机关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院管理。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各国事件，向由外事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来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论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王大臣领之。”(《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三四一至三四二页。)咸丰帝于十二月初十日(一月二十日)以布谕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关防。”(《筹办夷务始末》第七二卷，第二六九二页。)咸丰谕旨中增加了“通商”两个字，显然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职责限定在通商的范围，后因奕訢再次上奏说明，才准奏节去“通商”二字。

外国公使驻京后，封闭了几千的中国人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人，和“金头发蓝眼睛”的公使家属，自然引起中国一些官员的惊慌，一些人还把外国公使当做“妖魔”，这些外国走到那里，那里就围了一群好奇的观众，虽然也有理智的人对这些外国投以好奇的眼光，但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抱以仇视的眼光。这些就迫使一些外国不得不向清政府提出保护的要求。据英国公使参赞威妥玛说：“该国人出行街市，辄遇间杂人等围绕指辱。”他向清政府要求：“于该馆设立官人马匹，以便随同出入，弹压闲杂人等，其经费由该国自筹”。于是，奕訢向皇帝所告：“随即札令顺天府转饬大，宛两县，挑选役四名，马四匹，由臣等交英国使馆寓，作为听差用。”“此项人役，谕令于该国人出行时，跟从照料，如有不应到之处，即令其告知该国之人，不可前往，免致别生事端，并严饬随时小心，勿稍疏忽。其马干口分，若令该国自给，殊不足示大方，已饬承办之大(兴)，宛(平)两县，令核实给发，勿任浮冒。”(《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六卷，第二八一二至二八一三页　。)

由于最初到京的外国“公使”，清政府基本采取了一种友善的态度，这样也就使外国公使在中国开始立足，而到了同治年间，由于中西关系的大为改善，外国驻京的公使也开始大量增加，除了原来已来的五国公使外，又增加了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日本、荷兰等国的公使，北京的东交民巷也就开始成了中国著名的外国使馆区，从而也就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特别由于美国公使蒲安臣不仅第一位驻华的公使，同时也是一位有才华，有见识的外交家，这样他也成了以后帮助中国第一位认识世界外国人。

辛酉政变后，中国过去的那种完全敌视西方的政策也开始有所缓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由中外对立到“中外同心”；在经济上由盲目排外到热心洋务；在军事上由拒绝洋兵到“借师助剿”。中外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这些政策的转变，都与当时的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訢这些最高决策者分不开，他们开始认识在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鸵乌政策，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的，开始主张对西方各国采取“合作政策”，并且还确定清政府新的“抚夷”的对外总方针。

清政府这一政策的最早是由恭亲王奕訢等人提出，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奏《统计全局折》，提出了“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对外政策基本点。在奏折里，他们认为应该改变中国历代的“御夷之策”为“信义笼络”。他们奏道：“论者引历代夷患为前车之鉴，专意用剿，自古御夷之策，固未有外于此者。”然而，他们“揆时度势”，认为清政府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他们认为：“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选择这种政策的条件已经成熟。“自换约以来，该夷退出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谓尚执条约为。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这里非常明确表示，在新形势之下所提出的新政策是与前代的“御夷之策”不同的。恭亲王奕訢等人还引用历典故，进一步阐发应该与外夷“和好”的必要性。“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他们借喻了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联合孙权，抵抗曹操的故事，来论证清政府应该与外国人结成“同盟”。同时，他们又深入地论述“和夷”，并非忘记国家，没有愤恨，是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血，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在此理论下，他们提出了当前对外政策的总方计，即”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若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　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遂为大害。“(《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一卷，第二六七四至二六七五页。)于是，他们系统地提出了六条章程，请议遵行。

奕訢提出的对外信睦的政策，得到当时朝廷许多大臣的喝彩和响应。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曾国藩在复奏朝廷，是否采纳俄国公使伊格纳夫的“借师助剿”的问题时，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一卷，第二六六九页。)曾国藩将对外实行“羁縻”之策分为目前和将来两个阶段，也就是“借师助剿”与“借法自强”，高度地概括了同治朝“洋务运动”的全部内容。后来，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里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接着，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赞同”对外实行“羁縻为上”的政策。他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较言战争，至今请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弛，无复隐图自强之志，鄙人今岁所以大蒙讥诟，而在已亦悔憾者此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三三卷。)曾国藩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一些主张与西方缓和的朝廷的观点。

后来西方各国“公使驻京”，除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政府和他的公使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他与当时中國政府的政策相吻合。一八六二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二月，西华德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持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國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干涉中國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四七0页。)蒲安臣到了中国开始把美国对华的“合作政策”做为其外交的基础，后来这个政策也开始影响到其它一些西方国家。

蒲安臣提出与中国的“合作政策”也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由于英国当时的对华贸易总值占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优势。为了维持与中国当时已经取得贸易成果，英国当然支持美国提出的“合作政策”。对于这个问题英国人伯尔考维茨著的《中国与英国外交部》一书中也是这是这样解释：“英国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并不是象后来商界的宣传家所说的，是柯莱伦顿勋爵在受了蒲安臣催眠术般的蛊惑后忽然离经叛道的结果，这是一八六二年就已经决定了的政策。”因而，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对美国倡议的“合作政策”表示最热烈支持。俄国政府由于在这之前一直是在中国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在这之前他曾从中国边疆强占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需要有一段时间巩固他的利益，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向蒲安臣表示：“俄国不曾希图(不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并且他“若是能把西方文明象接枝在东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与他人合作，那末就觉得太愉快了。”(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二卷，第一二五页。)法国驻华使馆虽然正在因“贵州教案”一事与总理衙门交涉，法国使馆由一位代办负责，要求中方赔偿，一直没有结果而苦恼。但是新任驻华公使伯尔德密在一八六三年到任。“他是一位度量宽宏，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抛却一切猜忌并在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问题上采取合作政策的利益。”(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　第二卷，第一二五页。)一八六三年四月十八日蒲安臣向国务卿西华德报告说：“在我与中国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我也将这个主义向英、俄……公使提出。”(《美国外父档案》一八六三年，第二卷　第八五一页。)他立即表示愿意与美国的对华“合作政策”合作。在这种合作政策下，中西关系第一次出现一个合作和缓和的迹象。

为了帮助与西方刚刚开始合作的清政府了解西方。同治三年七月(一八陆肆年八月)，蒲安臣把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韦登所著《万国律例》，送给清朝总理衙门“参酌援引”，中国这样长期封建与專制国家里，还根本不知道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万国律例》第一次使中国看到西方国家如何用法律管理国家。总理衙门得到此书后，对此书非常重视，奕訢等人认为“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奏请刊刻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律例》，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十日)得到两宫皇太后的批准。同治三年(一八陆肆年)孟冬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出版木刻木《万国公法》一书，《万国公法》凡例之四称：“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恩于中外不无　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训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书影，第一页。)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看到的西方国家如何以法律管理国家的书。

为了帮助当时的中国建立西方的遵法的国家，一八六五年十一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送给总理衙门一份意见书，该意见书称为《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卷，第十三至二十二页　。)赫德在这篇文章里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按照“章程”；办理一切对个事务。他说：“现在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违约，即有问故之患。”他还写道：“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他还写道：“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致后为人所勉强者。”虽然赫德的用意在于强迫清政府遵守条约，但赫德的一些原则仍然是法制国家的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皇权”大于一切的国家，自然根本不会条约和法律当会事。在文章后面赫德还具体为中国提出一些中国应该早办的事情，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项，他提出中国应该修铁路、办工厂、办电报、设银行、承航运等，这无疑是向中國政府最早提出兴办洋务的建议，应该说这些建议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是有益的。

第二年，即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支使使馆参赞威妥玛写了一篇《新议略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四十卷，第二十三至第三十二页。)送给是总理衙门。在这篇文章，他同样提出清政府应该遵守条约的问题。他说：“各国在华，都有要务不能弃置，系中华立约，许为相保。如果肯保，深惜力有不及，所言训中外互结一也。”他还写道：如果不照条约行事，难免外国“干预”。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而“各国大局，系中国一日不能保全，各国一日难免代为承保；而使各国代承其责，实(难)免外国代为作主，此中国失权危险之处。”他还给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两条道路：“嗣后中国不久必须择定两节之一，或自招外国协同去弊兴利，可以永保主权，或以仍旧怀疑杜绝，外国亦以疑心相对。”

威妥玛提出清政府应答应在中国兴办“洋务”等新式事业。“各省开设铁路，飞线(电报)，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法，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货，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他还写道：“各国代谋诸事，不惟于中国无损，反于中国有益。虽谓于外国有益，实地中国更大益。何则?中国果能听议各国人民进华，固能取益，而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富平一保，自主之权亦能永保不移。”这样“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也。”。

赫德，威妥玛等人的本意想使中国开放，使中国富强起来。而且这些建议在当时的中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开始向外国派置使臣。清朝政府最初派出的使节是观光性的，一八六六年春，赫德请假回国，约期半年，行前向奕訢建议，可酌派同文馆一，二人随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奕訢认为若随往“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派前任山西襄陵县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笔赫德前往，并游历了英国伦敦、伯明翰、丹麦的哥本哈根，俄国的圣彼得堡，德国的柏林，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的巴黎等地。清政府还正式派往有约各国呈递国书和签约的使臣，最早的要算以曾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使团。这个使团于一八六八年二月由上海启程，前往美，欧各国，于一八六八年到达美国，九月到达英国，一八六九年一月到达法国，九月以后继续前往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还到达过俄国，途中蒲安臣病死，使团继续到达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这是中国最早的外交活动。

特别美国公使蒲安臣，由于美国政府是中西“合作政策”的提出者，这样当时的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就具有特别好感和信任。在蒲安臣御任回国的时候，清政府破例地让这位美国人担任“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什么要把这个职务交给蒲安臣。恭亲王奕訢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写道：“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臣等因谴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洵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晤谈，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如蒙俞允，诸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奕訢奏报说：“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说，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公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现值停约届期，但与坚明要约，派令试办一年……。臣等于二十三日复向蒲安臣谆切要约，伊已慨然允诺。”(《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七—二八页。)清廷批准了恭亲王奕訢的奏折：“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五一卷，第二六至二七页。)后来清廷又选派一个英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充当蒲安臣的副手，清政府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这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由于当初中国还没有懂外交的官员，聘一些熟悉外交并与中国友好的外国人来行使此责，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下旬，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辞职回国。此前他在总理衙门举办的饯行宴会上向奕訢等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丁韪良根据其所作翻译记录叙述说；蒲安臣“赴总理衙门……，辞行，恭亲王邀我充任翻译。……蒲安臣声明，愿意就列强误解中国的问题为中国说话。恭亲王说：”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的。你是否要经过欧洲呢?‘蒲安臣作肯定答复后。恭亲王请其向巴黎和伦敦两政府，尤其是伦敦政府，代中国说项’。这样……扩大这一提议的性质说：“总之，你就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接着说：”如果一个公使为两个国家服务是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派你充任我们的使节。’……在当时，没有更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就分手了。但蒲安臣……立刻去找赫德。他发现赫德……准备促成这事情的实现。“(丁韪良：《中国春秋》，第三七四—三七五页)对此，赫德的自述说：”我自从一八六一年到达北京以后，即曾向总理衙门力陈走向西方人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并且我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能再比在每个条约国家的王廷建立常驻使节的需要，更为强调，更为频繁的了。……第一步，我于一八六六年劝请总理衙门派遣斌老爷同我一起前往欧洲。事实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了。……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訢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北华捷报》，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九日载；赫德：《中国事务纪略》)

于是清政府决定蒲安巨作为清政府“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九页。)清政府担心“英法二国置之不论，诚恐伊等不无疑虑”，(《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九页。)决定加派英使馆翻译柏卓安为“左协理”，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为“右协理”。奕訢等奏请，着赏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二品顶戴”，偕同出使。二人同蒲安臣一样，同为钦命“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同治朝始末，第五一卷，第二九页。)并且还定了一些任职规定：

一、“此次出使官员，既奉特旨，应按中国定例，与贵大臣……皆一体平行……”

二、“无论何项大小事件，务望贵大臣逐细告知”中国派员“牌该员一切了然，以便寄知总理衙门势走”。

三、因礼节尚未议定。中国大臣暂不与各国执政相见，偶遇时亦“彼此概免行礼”。

四、中国官员应受所到各国优待，照英国条约所定办法处理。

五、“遇有彼此有益无损事宜，可准者，即由贵大臣与钦命之员酌夺妥当，咨商中国总理衙门办理。设有重大事情，亦须贵大臣与钦命之员，开具情节，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

六、发给的关防只供内部文书函信盖用，对外以“总理衙门关防为定”。

七、中国大臣止系试办，并非常驻使节，使期暂定一年。

八、随行人员应一体保护。

使团一行三十人，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五日由上海出发，四月初抵旧金山。五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蒲安臣在宴会演说中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上。“希望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的光辉旗帜伸出它的双手的日子，不久就来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二一二—二一三页。)

使团六月二日绕过巴拿马，到达华盛顿，三日拜访西华德，六日在白宫得到美国大总统约翰逊的欢欣谒见。十日参加总统国宴。六月二八日蒲安臣在纽约州在纽约市为使团举办的宴会上又一次发表演说，他以半殖民地中国代言人的资格说：“中国……睁开它的眼睛了。……它告訢你们，它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它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它告訢你们的传教士，让他们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每一个中国的山巅和奚谷‘……哪些白银——过去几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将再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第一三八至一三九页。)此外，他对“合作政策”做了进一步说明：“我之被任命充任这使团的首席，……也许主要的是由于我与合作政策的建立有关系……，我们这一次的出使，就是为着支持这个政策……。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獨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第一三七页。)

在华盛顿，七月二八日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附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到美国后蒲安臣代表当时的中國政府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一个《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共八条，其主要是：“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往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知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二六二页。)从这个主要内容来看，强调两国民众自由交往，这也中美两国开始推行相互“合作政策”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条约和“合作政策”，中美两国的交往开始增长，虽然从短时间似乎对中国经济并不能产生多大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中国还是有益，因为他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八月二一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首先大谈这个条约，保全中国领土及主权的不割让主义；强调美国对这一政策的领导地位。他说：“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该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一个条约，阻碍了这一切无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民，管辖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它外国的人民。……现在这个条约，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消了。”(威廉士；《蒲安臣充任中国使臣记》，第一四八至一五0页)其次，蒲安臣在演说中说：“这个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

在条约的第八款中规定说：“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催问之意。即如通线(指电报等)、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项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准精练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总税务司编：《中外条约》第一卷，第五二八至五二九页。)这一条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这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遣使外国》第一五0至一五一页。)

蒲安巨使团于同年九月十九日离开美国到达伦敦。在温莎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十二月四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黨获胜，葛莱斯东任首相，克拉兰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二六日首次接见蒲安臣。并进行会谈，蒲安臣继续以“中国钦差”身份，就他提出的合作政策问题，与英政府交换意见。他提出应“消除西方列强可能具有的一种印象，以为中國政府已从事一种倒退的政策；指责西方列强轻率地和不友好地企图采取一种将使一切进步成为不可能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的威胁口气和强暴态度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情感——或即使算是偏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　，第二一五至二一六页。)两天以后，即十二月二八日，克拉兰敦给蒲安臣一个照会，以西华德和蒲安臣的同样手法还击他们，表明这个修约缓进政策的领导权应属英国，因为它出自英国的主动，照会说：“任何急速的步骤，将新的制度及新的观念，介绍给中国人民，……不仅会发生混乱，甚至可能引起革命。……我们绝无意愿用不友好的压力施于中国，使中国改进对外国的关系，过于急促，以致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忽视了他们臣民的感慨”克拉兰敦在照会中表示：“第一，不实施与中国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第二，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条件是，中国应忠实地遵守各种条约义务，并且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见《中英外交关系通信汇编》一八六九年，第一、四两页)对于这样一个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却于三天后，即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以中国“使臣”的名义复信，表示完全同。

一八六九年一月二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法国对蒲安臣的“不割让主义”是不欢迎的。但当时法英结盟，欧洲各国都遵从英国的远东政策。既然英女王招见使团，其外交大臣又致函采纳修约缓进政策，于是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通过驻法英使于双月五日向英政府表示：“法皇政府对于这一事件(指克拉兰敦致蒲安臣函)及其它事件，与英皇陛下政府所采处的立场，是一致的。”一月二十一日，拿破仑第三也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在巴黎呆了六个多月，虽曾受到很好的接待，“宫廷里不断传来使团联欢的反响”(《高第：《中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三00页)；所以他没有取得象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象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就离开了法国。

使团于一八六九年九月二一日前往瑞典，十月七日离开斯得哥尔摩，十月三0日离开丹麦，十一月十八日离开荷兰，一八七0年一月前往柏林。在柏林“受到一种亲切的招待，并且‘同普鲁土完成了谈判；卑斯麦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强调声明’”。(与英国类似的声明)。而实际上北日耳曼联邦已经采纳了克拉兰敦声明中的那些规定产这是由于普鲁士和北日耳曼联邦也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问题上尾随美国；而美国政府的观点已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对日经由官方正式通知北日耳曼联邦议会议长产因此蒲安臣在柏林比较顺利。

使团于一八七0年二月一日由普鲁士前往俄国。十六日在圣彼得堡觐见沙皇。当时的国际关系是：英俄争霸世界，美国后起与英矛盾也较多，美俄矛盾较少，关系比较融和。因此俄皇在接见蒲安臣时说。“我希望，你来到这里的谈判，……将增进我们的商务关系。我同时很高兴，中国的利益，由一个对我们特别同情的友好国家之公民所代表。”(威廉士：《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造使出国》，第二五0页。)但是蒲安臣的心情是惆怅的。他干一八七0年二月十七日，因不支俄冬严寒而患肺炎，中医诊断为：肝郁兼受外邪，宜清解和肝。但其妻延西医治疗，结果病势日加。病中每日看报，以俄事为优：因为，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来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已，于二十四日(二月二三日)身故、”(志刚，《初使泰西记》，第九0—页。)按志刚的看法是：“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根据志刚的叙述，他在美国以外之他国，是肯为雇主卖力气的人。志刚等当即给其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为酬其驻京时之“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而“加思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同治朝始末，第七二卷，第八—一0页，一八七0年五月十日，奕訢等奏折。)蒲安臣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极缺的情况，他代表中國政府在当时第一次促进中国与外国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做出了功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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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兰州市社会科学院(兰州市滨河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