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专门利人”的孤独

1939年3月4日清晨6点，在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完成了19个手术之后，白求恩在土炕上躺下了。但是，他不想错过这个特殊的日子。他要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睡过了整个白天之后，白求恩坐起来，借着油灯的微光，用这个特殊的日子还剩下的一点时间给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写下了一封讨论抗日游击战战术的长信。这是他1939年写下的最长的信件。进入1939年(也就是他进入中国的第二年)，白求恩信件的数量急剧下降，长度也明显缩短。这无疑是他身心憔悴的症状。但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封长信的最后，他的情绪仍然非常积极：“除了想听到你们的消息以外，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他这样写道。

“今天是我的49岁生日。”白求恩告诉他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战友。他当然知道这是他在中国经过的第二个生日。“我的生日———48———去年在马德里。”那时候，他高尚和纯粹的生活即将开始，而他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一年前在西班牙的尴尬经历的阴影中挣脱出来。而这第二个“中国”生日给白求恩带来的是一种特殊的“自豪”：他自豪自己是“前线最老的士兵”。毫无疑问，白求恩绝不知道这第二个“中国”生日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生日，就像他绝不知道“1939年”是他生命之中最后的年份。这硝烟弥漫的年份将永远尾随着他的名字进入他的传奇，成为他无法逾越的极限。

可是，他的“高兴和满足”被“除了”的遗憾笼罩着：“想听到你们的消息”是白求恩的奢望和绝望。他在这封信的开始重复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不满。他声称他在14个月之内寄出了20封长信。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组织的回信。在过去的14个月里，他估计他只收到了十分之一的信件。而在1939年8月15日写下的最后一封“给加拿大同志”的信件中，他却声称他的信件在到达中国之后“至少还要五个月”才能够到达他的手上，同时他估计他只收到了1/25的信件。他对时间和数量的重新(夸大)估计标志着他的不满的升级。

他不仅收不到国“外”的组织的信，他也很难收到国“内”的组织的信。在《纪念白求恩》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就提到白求恩给他写过“许多信”，而他却“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了没有”。这孤独的“老兵”后来终于不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了。这可以看成是他在中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激情的政治》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了勤于写作的白求恩一生留下的文字。《激情的政治》如果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白求恩传记的话，它更像是一部自传。

白求恩一生政治的低谷出现在他的“西班牙时期”。他于1936年11月3日到达马德里，投身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事业。可是，不到半年，他就(于1937年4月19日)“被迫”递交了他作为加拿大医疗小组(流动血站)负责人的辞职报告。围绕他的“滑铁卢”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说法都不会错过那个神秘的瑞典女郎。她是白求恩完整意义上的“女秘书”。而西班牙当局怀疑这个神秘的瑞典女郎是法西斯的间谍。

被从西班牙召回令白求恩极度苦闷。他需要用新的政治来点燃他生命的激情。这时候，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长征》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世界上一个陌生的角落。他不安的灵魂再一次亢奋起来了。将白求恩生命中的中国时期分为不同的两章是《激情的政治》表达的一个重要见解。白求恩于1938年1月底进入中国，于1939年11月中离开人世，他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长度相同。但是，从保留下来的文献很容易看出，1938年的白求恩与1939年的白求恩是两个“不同的”人。首先从数量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留下了大量的写作，而1939年的白求恩只留下了少量的写作；而从范围上看，除了每月给毛泽东和给加拿大共产党写工作汇报以及给各地的朋友们写信和写出关于战地医院的建设方案等等之外，1938年的白求恩还为“发表”而写作。而1939年的白求恩“已经厌倦”了给延安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写信。最后从情绪上看，1938年的白求恩热情洋溢，总是情绪乐观，而1939年的白求恩则牢骚满腹，经常悲观失望。

那篇于1938年8月2日发表在加拿大报纸上的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可以看成是1938年的白求恩的代表作。长文应该写作于3月31日到5月2日他在延安停留期间。“这是关于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的故事”，他的宣传这样开始。对写作和宣传都很有经验的白求恩没有忘记用专门的段落去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

白求恩在这里谈起了这些女性学生中最典型的一个：那个“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设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在西方媒体上最早的出现。就像他谈到的人物一样，白求恩自己的“快乐”在1938年底以前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进入1938年的冬天，白求恩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已经令他难以承受。1938年12月8日，在写给在延安工作的马海德的信件中，他的不满终于大规模地喷发。“我已经习惯了得不到你的消息。天啊，我不得不习惯。又是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信。”“我收到的来自延安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打开过，包括我的所有信件。一些信件的一些部分已经丢失。下次请一定用双层纸包封好所有的物品和信件。中国人的好奇心实在太强了。”这是绝望的岩浆。这是孤独的岩浆。

这是白求恩在1938年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牢骚满腹的信给他热情洋溢的1938年画上了一个绝望的句号。

进入1939年，在写给马海德的那封信中，白求恩“想知道”的还只是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总统吗?谁是现在的英国首相?法国共产党当政了吗?”而在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他绝望地问道。

他不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不仅完全不知道他远离的西方的事情，他也不完全知道他为之奋斗的国家的事情。比如他不会知道，当他那篇宣传延安抗大的文章在加拿大的报纸上发表的时候，在文章中出没的那只“淘气”的松鼠已经搬出了他提到的那个拥挤的窑洞，搬进了另一个特殊的窑洞。他更不可能知道，这微小的搬迁在差不多30年之后将令封闭的中国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对他自愿的事业和他献身的国家，白求恩始终充满了信心。但是，他对来自延安和北美的回信已经没有信心了。在理智上，他的事业急需资助(关于医疗学校的费用和战地医院的开支)。但是，他等不到美国的钱，又要不到延安的钱，而他自己又没有钱。在感情上，他已经忍受不了这“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他越来越想家，世界在他远去之前已经离他远去了。他没有等到他一直在等待着的信件。他没有读到他一直想读到的报纸。他没有能够重逢纯正的咖啡，地道的烤肉以及精美无比的女人。他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他被囚禁在“完全与世隔绝”的孤独之中。

但是，死亡解放了他。在离开世界40天之后，白求恩通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重新回到了与他隔绝的世界。而在离开世界几乎30年之后，因为这篇短文以“老三篇”的包装成为7亿人的“圣经”。白求恩拥有了更显赫的历史地位：他成了他献身的国家的偶像，他成了他出生的国家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