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芳华今犹在

———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之子的深情追忆

2007年末，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京昆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言慧珠表演艺术教学成果研讨展演活动，作为言慧珠唯一的直系后裔，言清卿特意从深圳赶来。说起母亲，言清卿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文革”，我妈妈不会死，我后来走的也不是那条颠沛流离之路———

言慧珠(1919-1966)，代表作有《西施》、《太真外传》、《廉锦枫》、《生死恨》、《花木兰》、《霸王别姬》、《抗金兵》、《凤还巢》、《墙头马上》等。

当时要做的大事，就是找回妈妈的骨灰

在已有的文本中，言慧珠在“文革”时代的离去是这样的：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如何受不了……

人生可怜，无计相留。1966年9月11日，吃过晚饭后，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来到自己卧室。很严肃、很庄重地看着十一岁的小清卿，之后突然说：“妈妈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听好爸(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的。”说完，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言慧珠首先跪在丈夫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跟着跪下……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把他抚养成人。

第二天，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一代红伶，去了。她身着睡衣，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

在言慧珠离世30多年后，有非常形而上的评论说：言慧珠“活得美丽，死得漂亮。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在秋季枯黄。前者是生命，后者也是生命。”作为儿子，今天言清卿对母亲弃世而去的剖析则要实际得多。

他说，我妈妈的死，“有她的道理，主要是她的两大支柱倒塌了”。一是舞台的支柱，我妈妈是个演员，不能登台，你让她活着还干啥?等着挨斗?这是职业的原因。二是，我家里所有的财产全部被抄得精光，我这个儿子让她怎么来养?几十年的辛劳付与流水，这是家庭的原因。舞台，已经看得见却上不去了，儿子的前途是怎么看也看不见的了，依我妈妈的性格，她怎么活得下去?”

言慧珠曾经费尽心思，把数千元人民币缝在练功带里，交付朋友；她亦曾将钱交给自己的娘家亲人。这样的举动，都清晰地含有“托孤”的含意。然而，迫于当年那样的形势压力，无论亲戚、无论朋友，无一例外的是将言慧珠交付的钱，统统上缴组织，以示“划清政治界限”。

母亲撒手，儿子从此陷入在生命的泥潭之中。已经无学可上、已经无书可读的言清卿，当时要做的一件大事，是找回自己妈妈的骨灰。有一位母亲戏曲界朋友的女儿告诉他，他母亲的骨灰，可能在郊区的万国公墓。言清卿凄凉地回忆道：

到郊区去，要4角钱车钱。那时候上海市内的公交车，也只有3分5分的车票，最多一角五；我到哪里去要这个4角钱?我就只有混了。到车站上，看人多的时候，就挤在里面上车，看到哪个车站下站的人多，就挤在人群里下车。反正不要被售票员发现，否则要罚两张的。这样上上下下好几次，太阳下山的辰光，我到了万国公墓。我跟那位50多岁的老伯伯解释，我是来寻骨灰的，我妈妈是1966年去世的。老伯伯回答，现在都1972年了，过去五六年了，恐怕是处理掉了。老伯伯问我，你妈妈叫什么?我回答，叫言慧珠。老伯伯说，此地没有叫言慧珠的，另外姓言的，倒是有一个。

老伯伯到一处搁板上，取下一个骨灰盒，用手抹去像框处的灰尘，里面一张纸，上面写的姓名是“言吾生”。我一见言吾生三个字，大哭一声，拜倒在地：老伯伯，那就是我的妈妈，她本名就叫言吾生，我家里户口本上就是这个名字。

言清卿怀抱母亲的骨灰盒，返回住处。“我的钢丝床睡得当中都蹋下去了，我就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蹋下去的地方，上面再铺好睏觉的被头，以后就一直这样睡觉。”

终于云开日出，但生活之路还要自己走

作为没有毕业的初中毕业生，言清卿也被“分配”了。当年政策，独子可分市区工矿工作，而作为牛鬼蛇神的孝子贤孙，他又不配留在上海。最后的“协调”结果是，分配到外地工厂，先在上海企业代为培训，一年后代培结束、走人。这是一种被流放者的缓刑，其间的变化是，言清卿从学生变成了社会人。

云开日出的时刻终于到来。“文革”结束，言清卿按照独子留沪的政策，终于再次在上海扎下根来。1979年2月，上海举行了一个“给五个人一起平反昭雪”的追悼会，言慧珠名列其中。五个骨灰盒并排眼前，这是今天人们极少会见到的凄凉情景。言清卿庆幸的是，作为儿子，自己取回了母亲的骨灰盒，那个小盒子里是“真的妈妈”，而上官云珠的骨灰盒中，只是她用过的一条丝巾。

只是，随后的日子也并不喜庆。没妈没钱的日子是个灾难，没妈有钱的日子也是个灾难。平反昭雪的当然内容，包括返还当年的抄家物资。言慧珠当年呼天抢地高喊“天理何在”，她实际被抄没的有钻戒、翡翠、美钞和金条，还有存折。今天的言清卿，对当初自己从“瘪三”突然升格为有别墅有钞票的“言慧珠儿子”，他不讳言地自称，“生活反差实在太大，心理变化实在太大，从低头曲背到招摇过市，自己当时是昏掉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大学生的毕业工资约80多元，而他每月从母亲单位得到的生活费是500元。于是，20多岁且又不去上班的言清卿，开始唱歌跳舞，上饭店吃饭，过上了角儿公子的日子。

在“反反复复”的20世纪80年代，言清卿带着“卖掉房子”的钱款来到深圳，顺着他根本不知底里的“赚钱潮流”，投资股票和房产。起起落落，有成有败，直至今日，孤身一人。言清卿说话爽气，“你想，我只读了小学四年级。后来‘文革’妈妈死了，长辈们要么自顾不暇，要么只能粗略地出出主意；我晃晃荡荡，半个上海人，半个外地人，先前的日子是无根无底，后来的日子是有房有钱，但整个人始终是一种荡空的心态。我那点‘文化’实在可怜，什么也弄不懂，什么也看不透，就只好跟着感觉走，先跟户口走，后跟钞票走，走到哪里是哪里了。”

言清卿的直白，让人唏嘘。生活之路，自己走。只是，在需要引领的年龄，严酷现实使用一种极其暴烈的方式，向着言清卿展示了在花团锦簇的背后，原本翻云覆雨、犬牙交错的生存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