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之死(图)
托洛茨基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自传是上世纪20年代末他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后流亡土耳其在西方出版的。新中国成立后，托洛茨基问题一直被视为学术和政治禁区，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松。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延请中央编译局苏联史专家郑异凡主持从俄文原版译校、出版了这本较严谨的历史文献读物《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由于托氏自传只写到1929年，流亡生涯历史记载甚少。本文摘编自该书附录《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作者周尚文。
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到达他国外流亡的最后一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生活刚安顿下来，莫斯科的第二次审判就开始了。这次的被告是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科里尼科夫等12人，缺席的托洛茨基仍是主要被告，其罪名是与德国希特勒、日本天皇签订了反苏反共的正式协议。这次审判迫使托洛茨基又一次面对大量的、无法想象的种种谎言和荒诞的梦魇，尽管他极度疲劳，发着高烧，仍不知疲倦地投入“战斗”。他向斯大林提出引渡自己到苏联去出庭申辩。他和秘书们日夜加班，整理批驳文件，回答外界和报刊的疑问，工作繁琐恼人，使他在这段时间里常常发脾气。
3月，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国有关人士建立了一个旨在进行反审判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年届八旬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出任该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同年9月，杜威的联合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反审判调查，公布自己的裁决:“根据一切材料……我们认为，1936年8月及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我们确认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夫·谢多夫(即廖瓦)无罪。”托洛茨基高兴地迎接这个裁决。然而裁决本身的影响很小。除了美国外，在欧洲几乎毫无反响。原因是当时欧洲战争阴云已日益逼近。
不久，一个噩耗传来，托洛茨基的儿子廖瓦由于术后感染，在巴黎逝世，年仅32岁。廖瓦的死，对托洛茨基夫妇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逝去，使托洛茨基加速了衰老。
1939年初，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的远郊偏僻地段租下一栋房屋，房子很旧很粗糙，但很牢固和宽绰。但不久听说，格伯乌(当时苏联国家情报安全部门的简称)有可能买下这座房产，以迫使房客离开，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将这座房屋买了下来，并整体加以改造，增高围墙，建起一座瞭望塔，安装报警器。有消息传来，苏联格伯乌已决心用一切手段从肉体上除掉托洛茨基。对托洛茨基而言，除了自身安全外，他携带的档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他开始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联系出售这批档案。1940年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以15000美元买下档案。其中一个条件是，40年后才能公开，使与他曾有通信来往的人“免受迫害”。
1940年初，也许出于对年老体衰的忧虑，或许出于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某种担心，2月27日，托洛茨基立下自己的遗嘱:
我的血压高(而且还在上升)的病症蒙蔽了周围的人对我实际状况的了解。我目前精力充沛，还能工作。但末日显然已经临近了。这几行字将在我死后予以公布。
在这里我不需要再一次去反驳斯大林及其代理人愚蠢的恶意的诽谤。因为在我的革命荣誉上，没有丝毫的污点。我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幕后达成协议或者进行谈判。成千上万个斯大林的政敌由于同样的诬告而成为受害者。新的革命一代将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同时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刽子手的罪行，给予应有的惩罚。
我深切地感谢在我生平中最困难的时刻仍然忠诚于我的那些朋友。然而，我认为，我的伴侣娜塔丽娅·伊凡诺夫娜·谢多娃是一个例外。我在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斗士的幸福之上，命运又额外给予我作为她丈夫的幸福。在我们将近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始终是无限的爱、宽宏与温柔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特别是我们生活的最后时期，但是，使我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她毕竟看到了幸福的日子。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者；其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战斗了整整42年。倘若生命能够从头开始，我……会尽量避免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标不会改变。我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不妥协的无神论者而死去。与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对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
娜塔莎刚刚从院子里走到窗户跟前，她把窗户开得更大，以便让空气能更自由地流进我的房间。我能看到墙边青草的一抹翠绿，墙上方湛蓝的天空和洒向四处的阳光。生活是美好的，让后来的人们把它里面的邪恶、压迫和暴力清除干净，尽情地享受它吧。
列·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7日 科亚阿坎
3月3日，托洛茨基对其遗嘱作了一个补充:
我了解我的病情(还在上升的高血压)是这样的，很可能由于脑溢血而突然死亡，这是我自己的设想，也是我所希望的最好的一种结局。然而，也可能我估计错了。假如这种硬化症一直拖延下去，我有长期卧病危险的话，那么，我将保留自己决定死亡时间的权利。这种“自杀”(假如在这种场合这个词是适当的话)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是失望或绝望的表现……但无论我怎么死去，我对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至死也不会动摇。对人类及其前途的这种信念，即使是现在也给了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都无法给予我的。 列·托洛茨基
1940年初托洛茨基的遗嘱似乎是一种预兆。危险正步步逼近。
5月23日凌晨四点，一伙武装人员闯入托洛茨基的“城堡”，并对托洛茨基夫妇和外孙的房间用机枪猛扫，所幸未有人员伤亡。当墨西哥秘密警察首脑现场调查时，托洛茨基不无幽默地把右手放在嘴边，低声说:“偷袭的策划者是约瑟夫·斯大林，是格伯乌执行的。”
几天以后，大家仍心有余悸，有美国朋友来访，劝托洛茨基“转入地下”，化妆，允诺帮他潜入美国，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但被他拒绝，他要公开地面对自己的仇敌和朋友。他勉强接受朋友和墨西哥当局的建议，加固他的“城堡”，他说:“这哪是家，这是中世纪的监狱。”显然，他十分厌恶在20世纪，他还被“囚禁”在封闭的“城堡”中。
6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各地做了一次旅行，途中十分疲惫。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回家后，有人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他也不赞成。接待客人时，他也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旁边。
这时，托洛茨基住所出现一个神秘人物，此人名叫拉蒙·梅尔卡德尔。在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他就出现在巴黎的会场周围，伪装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拥护者。他自称是比利时外交官的儿子，在这里结识了名叫西尔维娅的姊妹俩，她俩都是美国托派成员。西尔维娅学过哲学、心理学，懂得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对托洛茨基特别有用。这个毫无姿色的老姑娘与相貌堂堂的“雅克松”(“雅克松”是拉蒙的化名)邂逅，她很快坠入情网。“雅克松”与报界和商界有关系，但他表现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挥金如土，但对西尔维娅又关怀备至。在欧美转辗一年多后，他先于西尔维娅来到墨西哥“经商”。当1940年1月西尔维娅到这里担任托洛茨基秘书时，他开始顺理成章出现在托洛茨基的住所外。此人不轻易打听和接近托洛茨基，从不冒昧进入院子，只是驾着豪华轿车在门外迎候，警卫们得知他是“西尔维娅的丈夫”，有时还跟着他驾车去城里兜风，很快与大家混熟了，人们对他渐渐失去了警觉。
只是在托洛茨基住所遭袭的几天后，一个偶然机会，“雅克松”才第一次在院子里见到托洛茨基。他没有盯着大人物或试图套近乎，只是将一件玩具送给托洛茨基的小外孙。作为礼节，托洛茨基夫妇邀请他与全家共进早餐。此后，他来“城堡”的次数并不增多。托洛茨基似乎对此人有所警觉，但也未怀疑，只是觉得他有时比较“轻浮”。
8月17日，“雅克松”又来到“城堡”的院子里，他要请托洛茨基对他的一篇手稿浏览并提出修改意见。托洛茨基尽管有些勉强，还是客气地接受了。当“雅克松”跟着托洛茨基走进书房，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始终戴着帽子，抓紧着自己的外套，不安静地坐在椅子上，这些无礼的举动使托洛茨基恼怒，他开始怀疑“雅克松”是个骗子。托洛茨基与娜塔丽娅和秘书汉森说过，希望查一下“雅克松”的背景。可是，杀人凶手比托洛茨基的反应更快，8月20日就下了毒手。
这一天是星期二，天气晴朗，托洛茨基起床后感到格外宁静和安详，白天的工作也很顺利。
下午刚过5点，托洛茨基放下笔，来到兔笼旁喂兔子。这时，“雅克松”又来了。娜塔丽娅问他在这么热的天为什么还戴帽子、穿外套，回答是“怕要下雨”。他问娜塔丽娅要一杯水喝。“雅克松”带来几页修改好的打印稿请托洛茨基再看一遍。托洛茨基很不情愿地同凶手一起走进书房。当托洛茨基还没有读完第一页时，就感到头上挨了可怕的一击。“雅克松”后来在供词中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件家具上，掏出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身气力打在他的头上。”凶手本来指望这一击会使受害者连哼也不哼一声就死去，他可以从容地溜掉。可是，受害者发出一声“可怕的、尖锐的叫喊”，并抓起一切能抓到的东西——墨水瓶、书籍、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尽管此时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已被打碎，血流满面，但他勇猛地向凶手扑去。当娜塔丽娅、警卫们赶来的时候，托洛茨基仍依着门框，不愿在凶手面前倒下去。人们把他轻轻地放到垫子上。
“娜塔莎，我爱你。”托洛茨基突然说出这几个字，凝重、吃力又充满了感情。“但是我没有让他得逞。”他转而用英语对秘书说:“这就是终点”，接着又说:“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了我很多、很多年。”秘书回答，“您放心吧。”此刻警卫人员扑向凶手，嚎叫和呻吟响成一片，托洛茨基挣扎着说:“告诉孩子们不要杀了他。”“不，不，绝不能杀死他——必须让他招供。”
晚上7点多钟，医生给托洛茨基做了开颅手术。他已陷入昏迷，再也没有清醒。8月22日晚7时25分，托洛茨基的心脏停止跳动。
托洛茨基的骨灰埋在“城堡”地下。一块白色石碑立在墓前，上面还插了一面红旗。莫斯科《真理报》只用寥寥数行报道说，托洛茨基被一个“幻灭的追随者”杀死了。
苏联解体后，一个名叫巴维尔·苏多普拉多夫的原格伯乌高级官员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载了凶手拉蒙释放后两人于1969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面的情景。“拉蒙以‘雅克松’的假身分被捕入狱。始终没有改口，直到6年后因一名西班牙人的叛变暴露了真实身分。1960年在墨西哥坐了20年牢的拉蒙刑满出狱，带妻子到莫斯科定居。
“谈起往事，拉蒙感到自豪，并不后悔杀死了托洛茨基。
“大约在1975年，拉蒙离开莫斯科去古巴，当了卡斯特罗的顾问。他死于1978年，遗体被秘密运往莫斯科。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苏联英雄:拉蒙·伊万诺维奇·罗佩兹’。”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