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梁漱溟的眼看那些“风流人物”

作为一位文化名人，梁漱溟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关系。他曾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政要(包括国共两党的最高层领袖)交往密切，并对其中一些人产生了影响。从《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称《口述》)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梁漱溟超然于权势的独立人格，也可看出不同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梁漱溟对学界、政界一些人物的臧否也很值得品味，他讲到很多人的逸事，对我们了解这些人的人品，研究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无补益的。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恐怕是最令世人瞩目的。多年的亲密朋友突然间势同水火，随后又形同路人，这种强烈的反差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梁漱溟与毛泽东早在1918就相识了。那时，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毛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他们两人只是点头之交。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8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他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1950年梁漱溟到北京，毛泽东提出要梁漱溟参加政府，梁漱溟未同意。梁漱溟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尽管不太高兴，毛泽东仍时常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去漫无边际地聊天，有时候还留他吃便饭，席间有江青和秘书作陪。自从1953年9月那次激烈的冲突之后，毛泽东就不再派车接他了，两个人的私人关系自然就中断了。那以后，在公开场合见面时，毛泽东只是像接待其他人一样，匆匆地与梁漱溟握一下手，说一两句话，“没有请到家里来坐下来谈话”。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毛泽东单方面中止两人的友谊深感遗憾。

梁漱溟在《口述》中多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总是说毛泽东很了不起，只是到晚年因糊涂而犯错误。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都是毛糊涂时候的“乱来”。

对于蒋介石其人，梁漱溟从未有过好印象。蒋介石在武汉做“剿匪”总司令时，让人给梁漱溟传话：“希望梁到武汉来跟我见面。”梁漱溟回答说，“好，我知道了”，却没有应召前往。梁漱溟认为，蒋介石这个人基本的问题是太自私，不信任人，而且从来说话都不算话。他自以为怎样最得计，其实是弄得众叛亲离。艾恺问：“您觉得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梁漱溟回答说：“他最大的贡献哪，(笑)最大的贡献是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

梁漱溟与一些军阀的关系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人们眼里，军阀大都是粗鲁不堪、没有文化的人，《口述》中的军阀却是另一种形象。他们乐于和学者、文化名人交往，不仅请他们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知识分子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无论是附庸风雅，还是政治上有所企图，都显示出当时崇文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

据梁漱溟说，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的确行为粗鲁，甚至将他的手下韩复榘罚跪、打耳光，气得韩复榘背弃他而去，投奔了蒋介石。但是冯玉祥却表现出很尊重文化。1924年，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五次。每次，冯都到场陪着听。被冯请去做讲演的人很多，其中有著名的军事学家蒋方震。冯玉祥给他的军官每人发一个小本子，记载蒋方震的语录，上书“蒋方震曰”，有三五句，让军官们牢记。冯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学习，曾请两位老先生(其中一位在清朝做过巡抚)给他讲《左传》。冯玉祥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

被人们认为是最为粗鲁，乃至“丑态百出”的军阀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两人一见如故。韩复榘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做实验区。艾恺提到有关韩复榘的种种传闻、笑料，梁漱溟说，那都是笑话，不真实。

李宗仁与梁漱溟算是同乡，都是广西桂林人。李宗仁在广西搞“自治”，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便招揽一些文人做顾问。1935年李宗仁请梁漱溟回广西，让他讲演、出谋划策。抗战时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又请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在徐州逗留一个月，每天都由李宗仁招待吃午饭，每次都交谈，关系极为密切。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请梁漱溟出面为他做事，被梁漱溟拒绝。

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500元。因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顾问的职务。

《口述》中有不少对学界名人的评价。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极力称赞好人品，讽刺和批评坏人品。

20世纪初期“康梁”并称。在《口述》中，梁漱溟多次说他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漱溟说，梁启超作为一个老前辈，一位名人，却毫无架子，十分虚心。梁启超年长于梁漱溟20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

梁漱溟在盛赞梁启超的同时，又多次说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漱溟披露了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梁漱溟曾经一度很佩服章士钊，说他对章写的讨论中国如何学习外国政治的文章都很爱读。可是在结识章士钊后，即对他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发现章“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梁漱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说：“陶先生这个人好得很啊，好得很，了不起。”梁漱溟说，一般留洋的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陶行知却穿农民的衣服，穿草鞋，在农村带领一帮人，自己盖房子，创办学校，实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艾恺说，梁漱溟最伟大之处是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从梁漱溟对他人的评论就可充分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