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扒队员的变贼历程

姚义，37岁，被捕时系南京市现役反扒联防队员。

记者见到他时，作为“1·26扒窃团伙”的三主犯之一，他在看守所里已经呆了4个月。

在前往审讯室的途中，姚义与一个同样戴着手铐的熟面孔错身而过。那个人，是他4个多月前抓进来的扒手，一个聋哑人。这样的熟面孔，在这个看守所里，不止一个。

反扒联防队员不是警察，有的队员却往往比警察更会抓扒手。其中的一条原因，是其中的一些人，前身就是扒手，投诚后搞起了反扒。

1991年，南京夫子庙派出所以免收餐馆联防费为交换条件，把姚义从工作的餐馆借调过来，兼职搞反扒。在1994年，这位热爱反扒的面点师傅还曾代表餐馆出战，得了全国清真美食大赛的银奖。1997年，姚义成为派出所麾下反扒联防队的队长。

派出所蒋警官清楚记得姚义在反扒队鼎盛年代的赫赫战功，“一年中，姚义带领的反扒队，抓到的光判劳教的扒手就有70个以上。”这位警官曾跟姚义一起在公交车上盯人，“他确实厉害。平心而论，抓扒方面他比好多警察都能干。”

回顾干反扒的日子，姚义说：“以前非常开心。为什么反扒队员别人换了一茬又茬，而我一干干了十几年，因为我是出于兴趣和自愿的，我热爱这个。”

2000年，在夫子庙派出所领导的推荐下，姚义获得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奖。

为了抓贼，姚义曾经手指骨折，还曾在汽车上被扒手用刀指着。不过，每一次都有惊无险。

反扒队的工资不高，从最初的一月几十元，到现在的一月500元保底，抓一个扒手发200～400元，始终在最低的城市生活水准上徘徊。但对于为了自己的兴趣抓贼的姚义来说，危险也好，低收入也好，都不是促使他蜕变的理由。

使他心思蠢动的，是一些很软、很慢的东西……

这边，过去在一起的小警察一个个地做了副所长，而他连自己的养老金在哪都不知道；那边，过去抓过的小偷，在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中穿起了名牌衣。“小偷的样子总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很协调。以前的小偷穿得破破烂烂，可是看看那些小偷近来的样子，我就知道，这个社会是真的富裕了。”

这时候出现在姚义视野里的一个坏榜样，终于完全颠覆了他的生活。这个人叫陈老大，“1·26扒窃团伙案”的主犯。陈也曾当过反扒队员，抓贼的技术远比不上姚义，但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和扒手合作扒窃，是名副其实的贼头。他也因此早被公安机关清除出反扒队伍。

在陈的朋友开的麻将档，失意的姚义、老杨开始和陈老大熟悉起来。在姚义看来，陈“出手很大方，平时我们抽十块的香烟，他就抽十五的”。作为一个“觉悟”较早的反扒队员的范例，陈平时的举止做派时时刺激着姚义。考虑到“十多年干下来，社会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回报”，姚义决定“也找点零花钱”。就这样，姚义和老杨一起，默默接受了陈老大的邀请，各带几个小贼组成了扒窃团伙。这个团伙的活动开始于2006年12月，结束于2007年1月26日。其间姚义共分到赃款一两千元。“我只能望望风，直接伸手我做不来。”姚义承认，自尊心使他没办法去当一个真正的扒手。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他还帮助警方抓了四个扒手，判了的有两个。为什么还要去帮警察?姚义说：“面子吧。都是老朋友叫，不好意思不帮忙。”

1月26日周五下午4点多，48岁的陈老大穿蓝色羽绒外套，腿带护膝，骑深蓝色林海牌助力车，出现在101路公共汽车箍桶巷站对面。姚义、老杨在站台逡巡。老二、皮球、小孩、张子在车门处挤上挤下。

6点他们又来到中华门站。7点半，所有的人全部回到中华门内开房的宾馆。他们没有想到，那天他们所有的行踪，都在警方的密切注视之下。在宾馆门口，警方抓获了正在停放助力车的陈老大，从后备箱里找到12部手机———当天他们两个多小时的收获。

几分钟后，在220房间的姚义只听得大喊一声：“不许动，我们是公交治安分局的。”几个认识的民警铁青着脸闯了进来，其中一个年轻时就跟姚义相熟的，现在是副队长。

姚义不知道，自己和陈老大混在一起的第一天，就被盯上了。为了等一个抓捕的机会，警方已经秘密监视了他们一个多月。

另据最新消息，今年4月份，南京公安系统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反扒联防队员。政审、笔试、面试、体能测试，关关严格。录取比例为1/10。在更多的地方所，目前正在计划给自己的反扒队员办理养老保险。将来的反扒队员，或许不会再在警贼之间的艰难跋涉中，迷失了自己。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