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嚼生命的诗意

陈永锵　男，1948年生于广州。1981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广州画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现任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画院名誉院长、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师范学院艺术系名誉主任、兼职教授、广州市少儿美术教育促进会会长、一级美术师、广州市优秀专家、自1973年起，作品均入选历届全国美展、1985年以来，曾分别在国内外许多大城市举办过个人画展，作品为广东、江苏、上海、黑龙江、四川等省市美术馆及中国美术馆所收藏。创作以中国花鸟画为主，作品以田原大自然、讴歌生命为主要内涵、表现手段以中国绘画传统为基础，吸纳西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等艺术养分，构成具有民族意识、时代生活气息以及鲜明个性特色的艺术风格。为南中国花鸟画坛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国画家。现在出版个人专集四种、散文集一种。

五十年的人生路，我与同辈人一样风雨兼程走来，平心而论，我们都沐浴过朝阳朗月、细雨微风，也都经历过急风暴雨、骇浪惊涛，我们的脊梁也在一次次回炉中，又一次次给重锤锻打着。至今看来，我竟还算是侥幸的，因为我还能够以一个人的名义站起来，并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既不是先知、天才，也谈不上有多少人生经验和“做人的道理”可炫耀，我只深深感到：在我有过的人生经历中，有着许多曾为我囫囵吞下的生命诗意，可供我在不断地反刍中慢慢、细细地咀嚼。

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炮火摧毁了蒋介石的中原防线，使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根本性、决定性的变化。在这么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在广州的滂沱大雨中应运而生了!我是差点胎死腹中的“寤生儿”。我一出母胎便奄奄一息，是接生的护士将我救醒，我被人以善良和怜爱捡回了条小命!那么，便注定了我这条小命不再仅属于我自己。据说，由于我从死里逃生出来的第一声叫喊，响得惊人，妈与外公便不约而同地给我的名字赋予了一个象声词“铿锵”的“锵”字。这便是我这个“陈永锵”的由来。

在一对失业夫妇的陋屋里，我哑哑学语，并从黑洞洞的狭小过道中，自个儿扶着破壁墙根，蹒跚学步，最后踉跄地爬过了光亮的门槛。我曾在欢庆广州解放的热潮中，迷失在人海里。我今天能够继续以“陈永锵”的名义存在，还是因为：善良的人将我这个迷童找回，使我这个陈永锵失而复得。

升起五星红旗的广州，阳光也格外明媚和煦。我的父母不再失业，我还进了幼儿园。绿色的草木、绿色的桌椅和绿色的小床，使我在绿色的怀抱中成长，并在这绿色摇篮的甜睡中让我的生命永远系上绿色的梦!这能不说是命运为我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作的一种匠心安排?它使我在绿色的呵护中握起了不再放下的画笔。我无忧无虑地在天真烂熳中，走过了童蒙的十年。续来的日子，我便无可奈何地、随着父母亲多舛的命途，颠簸在无知、不解、恐惧、彷徨、饥饿、辍学和沉默之中!对于人生，我似乎是半懂不懂。但，我仍然在这种情境下，读着唐诗、宋词和依样画着葫芦，在艺术的旁边徜徉。

1964年，我怀着浅薄的自信，去报考广州美术学院附中，结果落第。在沮丧中，父亲鼓励我振作起来，继续参加升学考试。那时，面对年幼的弟妹、多病的双亲和贫困的家，少年意气使我毅然放弃了升学的机会，要找工作去。父亲为了锻炼我，便把我交给了他的朋友--一支高压线安装工程队。我以一个小徒工的身份，跟着个个气壮如牛的师傅们，从城市开进原野。我天天拉着工具器材、被铺和炊具，还暗携着画板和书本，跟着我们架起来的高架线杆，步步推进。这种野外作业，迫使人们干到哪里，便吃住到哪里。我们在星光下、烈日和风雨中劳动、野营、野炊。这种生活对于我这个刚离开学校又热爱诗歌和美术的毛小子，当然感到艰苦又新鲜、豪迈而浪漫!更不用说，我还可以为自己能给家里赚点儿钱而自豪了!在这段不算太长的日子里，由于我的乳臭未干，会不时惹来师傅们的呵斥，但同时又处处得到这些血性男儿的呵护和怜惜。使我毕生难忘的是，这群粗豪爽直的汉子，在面对种种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精诚团结!父亲对我的期望，没有被辜负，我刚入社会，便受到了男子汉精神的人格熏陶：在电线杆上得到了直立天地的启迪。

1966年在中国大地掀起的狂澜，以无可抗拒的力量，吞噬文明也吞噬着人的尊严和生命!我从狂热到惊讶到恐惧到麻木，看着、亲历着种种不可思议的现实。不过，在这场浩劫的不幸中，我也有幸在众丑的包围中看到了凸现的美；在被打击中获得了令我铭心刻骨，并受惠不尽的人的真挚情谊。其中就包括在这些苦难日子里，闯进了我的生活，并从此影响我以后整个人生的一位年轻女同事--我的妻子。她进入我的视野和心灵深处的并非花容月貌和婀娜多姿，而是人格的撼动!那时，我和父亲都同在一家小工厂里工作，当我父亲被揪斗、家被抄、而我又被诬蔑旷工的当口，她竟挺身而出，以记工员的身份证明了我上班未缺一分一秒的事实，还了我的清白。在那个时候，能够如此勇敢是很难很难的，也就因为她这样做了，倒霉就轮到她了，不久她便义无返顾踏上了“到农村去”的荆途，也从此走进了我无可变改的心里!

1968年，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个一家五口给遣送回了故乡--广东南海西樵。无疑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加上“遣返”不同于“上山下乡”，绝无光荣可言，甚至还有着“被监管”的耻辱!幸而这里毕竟是家乡，尤其是由于我已故祖父在解放前曾为家乡做过些好事，乡间父老都敬重他的为人，因而，我们尚多少得到祖父积德为善的余荫，在清苦的日子里平添了一份亲情乡情，也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老屋，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

那些年月，有谁能不艰难度日?然而，许多的痛苦都日渐被思想的成熟淡忘了。作为一个人，对那些痛苦和灾难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