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杨西光先生
现在回想起来，至少已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学术委员会上，当时还健在的化学系邓景发院士不知怎地提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长期担任党委正、副书记的杨西光、王零先生，说是“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王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为复旦做了这么多工作， 那么现在呢……”
我与邓先生没有任何个人交往，只是在类似上述这样的场合里听过他的几次发言，却对他十分敬佩；因为他的话大抵勇敢而精辟，很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的关于杨、王两位的讲话，也深得我心。
然而，杨、王两位到底为复旦作了什么贡献呢?却又很难具体说明。想了好久，才觉得似乎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尽量营造一种适合于从事教学、科研和人才成长的环境--当然，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杨西光先生已经去世，我说话可以自由一些，不致有面谀之嫌，下面将尽量以他为 例来作些说明。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复旦骤然增加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术力量大增。然而，获得这种好运道的大学并不只是复旦一家，有些学校好景不长，又渐渐消沉了；有些却抓住了这一机遇，向前迈进。复旦属于后者。杨、王两位的具体做法是：对于已有的学术力量尽量保护(再说一遍，这只是以当时的条件来衡量)；对于较年轻的，则极力加以扶植，因而学生也一直能受到学术水平很高或较高的教师的培养。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对“左”的路线的抵制，但在表面上却必须顺着，甚或显得很积极，等运动过后再自己来弥补。这实是一种难 度很高的技巧。
杨西光先生来复旦后的第一场大运动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复旦受害最烈的是贾植芳先生，我也被收在网中。 当然，比起贾先生来，我实在太幸运了。
贾先生是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时还叫做‘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清晨，杨西光先生以到高教局开会为名，与他一起到了高教局，在那里由高教界的三位领导(不包括杨西光先生)与他谈话，要他交代，贾先生据理力争，然后由其中一位宣布贾先生停职检查，当晚又改为正式逮捕。关于这一事件，孙乃修先生的著作《苦难的超度--贾植芳传》有颇为翔实的记载(他所根据的是贾先生的自述)，现摘引其中有关杨、贾两人在路上的情况和贾先生与三位领导交 锋时杨西光先生的表现如下：
坐在汽车里，贾植芳掏出“大前门”烟，刚要点火，杨××(即杨西光先生。--引者)推了推他说：“贾先生，你这烟不好，抽我的，我的烟好。”他从口袋里掏出 几盒“中华牌”高级香烟，递给贾植芳。杨从不抽烟。贾植芳笑了笑，接过烟，点燃一支，独自吸起来。 坐在小汽车里，两个人的话却很少，几乎始终沉默。杨好像有心事，脸上绷得紧紧的，但又似乎努力要透露出一种热情和关切。他叫的那声“贾先生”，语调也好像与往日不同，显得格外亲切、温和。那盒“中华”烟 似乎是专为贾植芳准备的。
……
陈(三位领导之一。———引者)站起来：“你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我代表高教局宣布：贾植芳停职检查。”
杨坐在一边不吭声。这时，他有些焦急，对贾植芳 说：
“贾先生，你帮助组织上把问题搞清楚，你就能回来了。咱们学校缺教师呵，我们等你回来!”说完这话，他离开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没有讨好贾先生的必要，他的上述表现，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微妙心情 的流露。
我所知道的他在肃反中的另一表现，也许可作为了解其微妙心情的钥匙。那是我的一个老朋友邓××先 生告诉我的。
“肃反”开始于1955年5月。被“揪”出来的不但有教职员，也有学生。在第二学期开始时，新同学进来了，毕业班的所谓有问题的学生则还需留校审查。于是学生宿舍不够了，学校的有关部门就把毕业班的这些同学安排到了很简陋的房子中，以便把原先他们所住的宿舍让给新同学。杨西光先生去看了一下他们所住的简陋房子后，对学校有关部门的人勃然大怒：“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这跟上饶集中营还有什么区别?”当时邓先生也在场，几年后他告诉我这件事说：“他这话真把我吓了一跳!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关进步人士的，他 怎么拿来相比?”
这话确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可从中看出，他对“上饶集中营”这类以政治迫害来统一思想的行为是深恶痛绝、引为大戒的。那么，他对当时以那样的手段来处置胡风等人，恐怕也有自己的看法的吧。他对贾先生的 那种微妙的态度和后来对我的优容，大概都与此有关。
我是在上海解放前由于憧憬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当时是十五岁。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 1954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由于与贾植芳先生关系密切，又写文章为胡风辩护，在贾先生被捕后我也被带到了高教局。先在局中审查，其后又转为隔离审查，送到了一个专门的处所。过了约半个月光景，又送回学校检查。回校后杨西光先生与我谈了一次话，这是我惟一的一次与他单独谈话。他的态度很温和，要我消除顾虑，好好检讨。接下来就无人管我了。现在想来我当时也真不懂事，不安分地待在自己房间里，却经常逛学校附近的书店，有时站在书店里看书一看就是半天。这可真是“自绝于党”。但也拖到了十一月，才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十二月把我安排到校图书馆工作。但去图书馆不久，我就被作为业务骨干，到次年十月又调回中文系任教，并一直作为业务尖子培养，优先提升职称和增加工资。要不是一位很“左”的党委常委、后来升为副书记的先生时时抵制杨西光、王零先生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有时给我找点麻烦，我的处境简直令人羡慕。我原先只知道是王零先生和总支负责人李庆云先生、蔡传廉先生以及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在照顾我，却不知背后还有杨西光先生。1962年，徐震先生来中文系担任总支书记，他鼓励我重新入党，并且为我安排了种种条件，虽然由于那位党委副书记的反对而没有成功，但这仍成为徐震先生的一大罪状。“文革”开始后，党委中也有人贴大字报揭露杨、王的“修正主义罪行”，其中有好些涉及我：第一是反胡风时党委原不想动章培恒的，是外面转来了材料，保不住了，才加以处理；第二，对章培恒仍多方包庇，他在中文系的日子比革命教师还好过；第三，徐震去做总支书记时，杨西光特地关照徐震，要把 章培恒重新发展入党。我想，这些材料大概都是真的。
但这却使我大惑不解了。杨、王两位与我并无私人交往，我也没有对他们歌功颂德或表示感激涕零，听说王零先生在反胡风时也莫名其妙地受过审查，也许对我有点同病相怜，可杨西光先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垂青呢?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揪了出来。开始还不大有人管我，让我在系里一间堆旧杂志的房间里写检查，那房间的对面是大礼堂。有一次造反派在大礼堂批斗杨西光先生，用的是高音喇叭，他们的对答我都听得很清楚。在批斗中，有一个人问：“外文系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么严重，家庭又是反革命，你为什么还要外文系加以重点培养?”回答是：“家庭是家庭问题，本人是本人问题，只要不是反革命，在业务上有培养前途的就应重点培养。”于是会场上响起了震天动地(因为是高音喇叭)的怒吼：“彻底批判杨西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这却使我对原先的疑问获得了答案：我虽被开除了党籍，但不是反革命，在业务上又确有培养前途，自然要重点培养了。这是他自己的原则，并非对我特别垂青。只可惜外文系那位老师在“文革”中被整得太惨，身 体完全垮了，“文革”结束后也没能再做教学、科研工作。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的党籍恢复了。1980年因事去北京，杨西光先生正在《光明日报》当领导。我很想去看看他，但以前并无交往，觉得独自去看他有点尴尬，就请一位与杨先生相识的老朋友拉着他同去。见面是在报社里，谈话中自不免涉及以前的事。他忽然颇有感触地说：“那时我就知道办学不抓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不行，不应该搞运动，但不搞运动行吗?我只能运动来时抓运动，运动一过赶快抓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对运动的后果能弥补的尽量弥补。那时可真难啊!”稍停了停，又说：“好在当时王零同志能够理解，我们配合得不错。”我这才知道了他在复旦原是有意识地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当然是为了学校。如果是为了自己，那就一味“左”下去好了，既安全又省力，那时又不会知道后来有粉碎“四人帮”一类事情发生。回想起来复旦大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出生的教师，在八十年代成为业务骨干的，大概都曾得益于他的这种策略。当时本身没有所谓问题的，例如数学专业的谷超豪院士、原子能专业的杨福家院士，都曾被作为“又红又专”的骨干，送出国去深造--当时的出国不同于现在，没有组织保送是不可能的。邓景发院士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但从本文开始所引用的他的话来看，大概也是在当时受到着意培养的。至于像我的这样所谓问题明显的，则受到蓄意“包庇”，而且参与“包庇”的有一批人，例如上文提及的李庆云先生、徐震先生(他在“左”的路线下受折磨太多，“文革”结束时身体已经很坏，多年前就去世了)等。“文革”时“批判”党委是我们这类人的“黑保护伞”，这个“伞”字倒真用得形象而生动。曾经有人称赞我在逆境中还能拼搏，其实，要不是这把“伞”撑着，我早就被压垮了，哪还谈得上拼搏?所以，邓景发先生所说的“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王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确是极为公允的评价。只是我原先以为王零先生对我的照顾也许有点“同病相怜”的意 味，那却是把王零先生看小了。
在这次见面中，杨西光先生还问到了贾植芳先生的情况。当时贾先生已经“解放”，但在结论中还给他留着尾巴。我简单地说了说，他就叮嘱我：“回去代我向贾先生问好。当时的事，不是我顶得住的。他以后来北京，如果高兴，打个电话给我，我派车去接他。你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回到上海，我转告了贾先生。于是他又跟我说起西光先生在车上请他抽中华烟的事。其实这事他原就跟我说过，但在当时重又提起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他曾把杨西光先生邀他见面的事告诉过别人，但却始终没有与杨西光先生见过面。我想，这也 是对的。古人本就说过：“相见怎如不见?”
后来我还跟杨西光先生见过两次面，但除了体会到他对复旦旧人的关心--也许还有对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阶段的怀恋--以外，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有一次因为去见他而与谷超豪先生在车中谈 话的事，却记忆犹新。
那一次我与谷先生都在北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组会。一天早晨，谷先生告诉我：“杨西光同志知道我们在北京，约我们今天下午到他家去聊聊，那时他有车来接。”我与谷先生原无交往，但有一件事却彼此都记得很清楚：在“文革”期间，曾开过一次全校批斗大会，批判复旦党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谷先生、后来做过复旦校长的物理系华中一先生与我作为“白专道路”的标兵被勒令陪斗。批斗的主要对象本应是杨西光、王零先生，但当时杨西光先生已由市里看管，不是轻易揪得到的了，就只好由王零先生独唱主角，我们三人分立两厢。我忽然想：“再有一个人陪斗就颇有旧戏舞台上的架势了：中间一个主帅，旁边四员大将，尽管将帅的穿着都破烂了一些，不如戏台上的灿烂夺目。”这次在车上谈到当年一起陪斗的事，我就说了这个想法；不料谷先生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的重 理轻文真是到了无孔不入、无可救药的地步，连分配白专道路的代表名额，也是理科两个，文科只有一个。”
最后，就在报上的第一版看到了杨西光先生逝世和举行追悼会的报道，追悼会的规格相当高。这消息虽然使我哀伤，但同时又想：杨西光先生在复旦已留下了很多，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又起了很大作用，人生至此，也足可告慰自己和后人了。纵使他自己还有若干遗憾，甚或强烈的遗憾，那也是时代使然；如果没有此类遗憾，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贡献，至多只能做到独善其身而已。因为，时代是强大而复杂的，个人无论怎么有力都无法与时代对决。有一个作家曾写过一部颇有影响的书：《人啊!人》；但我想，同样--也许更加--不能忘记的，却是：时代啊，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