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我所知道的高晓声与汪曾祺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1957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形象。那时候“右派”还没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帮”，刚开完三中全会，“右派们”一个个蠢蠢欲动，开始翘起狐狸尾巴。高晓声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嗦。话是在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揣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

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脑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人物。

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

高晓声一直认为自己即使不写小说，仍然会非常出色。毫无疑问，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埋藏在小说中的智慧。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二十年后复出文坛，他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在“探求者”诸人中，高晓声的学历最高，字也写得最好。他曾在上海的某个大学学过经济，对生物情有独钟，虽然历经艰辛，自信心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落难期间，他研制过“九二零”，并且大获成功，这玩意究竟是农药，还是生物化肥，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高晓声培育过黑木耳和白木耳，据说有很多独到之处，经他指导的几个人后来都发了大财。

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的声名与日俱增。地位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了高晓声。我记得林斤澜几次说过，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名士气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随和。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汪曾祺和高晓声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大器晚成。高晓声出山的时候，已经五十岁，汪曾祺更晚，差不多快六十岁。

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见到多少汪曾祺的不随和。只有一次，参观一个水利枢纽展览，一位领导同志亲自主讲，天花乱坠地作起报告来，从头到尾，汪曾祺都没有正眼瞧那人一眼。

进入90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敬重的这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越写越少。很显然，写作这工作，在高、汪看来，都不是什么难事。高晓声不止一次告诉我，事实上，他一年只要写两三个月就足够了。对于高晓声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他都能比别人先一步想到。他毕竟太聪明了，料事如神，似乎早就预料到文学热会来，也会很快地就去，在热烈的时候，他是弄潮儿，在冷下去的时候，他便成了旁观者。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晓声每年写一本书，到80年代和90年代，几年也完成不了一部作品。

有时候，过分的尊敬是否也会成为一种伤害。进入80年代，作家地位有个短暂而急剧的上升过程。从一个小细节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譬如父亲最初称呼汪曾祺，一直叫他老汪，然而到后来，不知不觉地便改口了，改成了“汪老”。我记得邵燕祥在文章中，好像也提到过，他也是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改了称呼。在后来的写作中，汪曾祺似乎总是有太多的才华要表现，表现才华最后演变为挥霍才华，结果才华仅仅也就是才华。

高晓声在晚年根本不愿意对我谈起什么写作。他已经变得不屑与我说这些。有一天，他突然冒冒失失地出现在我面前，说今天在你这吃饭，有什么吃什么。那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他好像真的只是来吃饭，喝了些酒，夸我妻子烧的菜好吃，尤其喜欢新上市的蚕豆。我们没有谈文学，没有谈父亲，甚至都没有谈自己，谈了些什么，我根本记不清楚。妻子连忙又去菜场，专门烧了一大碗蚕豆让他带走。他就这么匆匆来，匆匆去，机关的车送他来，然后又是机关的车送他去。晚年的高晓声可以有很多话题，他开始练书法，练自己发明的气功，不断地有些爱情故事，可惜都与文学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