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特 “化缘”度晚年

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向警予。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李特特的人生非同寻常。

“请叫我‘特特同志’吧，我最喜欢这个称呼，志同道合的朋友。”李特特坚持让记者这样称呼她。今年已84岁的李特特，说自己退休后“累得要命”。她翻出一堆电话簿，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厚厚的几十个本子里记满了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手机、家庭电话。“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之所以叫“终身”，是因为“这项工作老也做不完”，她已经整整干了20年。“总生气”、“总受骗”、“总着急”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忙的时候，我这个84岁的老太太几乎每个月要出差，走过的贫困县和村庄大概有两三百个。”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讨饭的，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向这些大小官员们诉苦，惹得一些人都烦了。”李特特一脸的无奈：“还有那些老板，看他脸色，坐冷板凳，听冷言冷语。十有八九他们都不给，就是给了，有的要我帮忙搞批文，有的要我引荐某个大人物。”不仅如此，李特特有时候好不容易要来的钱，在落实上又出问题。“有些县政府说好了拿到钱盖一个多大面积的厂房，一年后你再去看，结果只盖了个破棚子，钱塞进自己腰包了。我现在可有经验了，落实一步给一步的钱，究竟多少预算，我心里早有算盘。”

有人说：“她一个人，国家给她配保姆，住着宽敞的三居室，别说安度晚年，就是游山玩水，度假疗养也不是难事，可是她偏要给自己找气受。”“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李特特的家里，挂满了李富春和蔡畅的各类照片，唯独没有他们和女儿的合影。“革命家的后代”带给她无数的光环，也让她失去了常人最平凡的母爱。“我总被他们扔在家里。有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小又破，爸爸和妈妈早晨在桌上放一根油条、一个烧饼，然后就反锁门走了。我吃喝拉撒全在屋里，常常没等他们回来就睡着了，几天都和他们说不上一句话，那时我刚满5岁。”

“后来，我们又搬进了一座小洋楼，家里每天宾客盈门，妈妈换上了旗袍，像阔太太。她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让我把窗花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妈妈是个急性子，让做就得马上做，不能问。她‘训’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直到长大，我才明白，我4岁就参与革命工作了。”

谈起母亲，李特特哽咽了，久久没有说话。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和来开会的母亲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当时，我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爱我，你从来没对我表示过一点亲热。妈妈瞪大眼睛愣住了，她说‘妈妈是爱你的。不过现在我们国家还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着，妈妈还有很多事要做，你要恨日本帝国主义。’我说，我现在就在你的身边，你都没表示，这和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妈妈的表情很复杂，她说‘中国人的性格是暖水瓶，外边冷里边热。’我说，我感受不到你的内部，接触的就是一个冰冷的壳!妈妈沉默了许久，说：‘这就是长期的革命斗争磨练出的性格，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我一言不发，泪水浸湿了脸颊。”

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李特特的俄罗斯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对于这段婚姻，李特特认为很平凡，不愿多谈。

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她对记者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l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李特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