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汝龙的后半生

汝龙(1916-1991)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尤其在契诃夫小说的译介上成就卓著。下文系汝龙夫人所写。

系统翻译俄国文学

汝龙是受巴金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的，巴金始终是我们的导师和挚友。

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他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

汝龙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译出了二十七卷《契诃夫小说选集》，后来有人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汝龙于1953年辞去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回北京专干文学翻译工作。

回北京后，我父亲给我们买了个小四合院，实现了明窗净几、专心翻译的愿望。那年巴金来北京开会，看见汝龙跑前跑后，热心修房，就提醒汝龙要过好胜利关。因为当时译书所得稿费，已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汝龙听了巴金的话，不再考虑吃穿住等生活方面的事，专心翻译。

十年浩劫中，仍坚持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大字报贴到我们的大门上，说我们是房产主，必须把房子交公。我们就把房契交给房管局。我们为了躲避挨斗，主动把所存稿费全部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家中书籍、衣物、家具等全都交给派出所。汝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人员，没有工资，全靠稿费生活。随后几年我们每月从出版社领取一百元生活费，实际上是从我们上交的稿费中取出的。汝龙通过再三思考，认定自己没走错路，就继续译书。

当时，我们祖孙三代就住在两间半平房内，睡上下铺。书籍被打成捆，由十几辆三轮车拉走，汝龙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书被拉走，绝了可能发还的希望，心疼得不得了，几乎泪下。

带病译完《契诃夫文集》

汝龙说：“翻译时不能一边查字典一边译。字典上的注解多半不能直接用上，只帮助人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再找译文中合适的词用。动笔译时要注意原著风格，整段的气氛。人物要有感情，假如光有情节没有感情，那就像没有感情的电影一样，不好看。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译文读起来才能像流水般畅通无阻。”不过有的作品也不能译得太流畅。巴金曾给汝龙提意见，说他译的契诃夫作品调子太快。以后汝龙在这方面就多加注意了。

粉碎“四人帮”后，稿费存款全部发还我们了，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就把书拉到她妹妹家，书一放就是十年。

我们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

我们搬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汝龙定做了十个书柜。把书理清，放回书柜，这是他每天要干的乐事。他摆了两张书桌，一张书桌上用俄文专心译《契诃夫文集》，另一张桌子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

汝龙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得了肺心病。又因为神经衰弱，手抖得不能写字。1985年，巴金来京开会，特地到我们新居来看望我们。汝龙见到巴金，惊喜万分。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没想到，这竟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最后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译了近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契诃夫的论文，但是由于病重，终于没有写成。我写信给巴金说，这是汝龙一生的遗憾。巴金却回信说：“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这是巴金对汝龙的翻译工作的评价。

汝龙于1991年7月13日去世。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留存骨灰，只由我打电话或写信告诉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