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友直 现在人心太浮躁(组图)
《小街世象》
贺友直老俩口在作品捐赠仪式上
图-受访者提供
图-雍和
木门的颜色是褪得不能再褪的旧红。白净的贺师母同时旋开斯别林锁、圆把手的新式锁为我们开门。顺着窄而陡的木楼梯望上去，贺友直笑眯眯站着迎客。
此处原是“过街楼”(上海新式里弄搭在弄堂入口上方的阁楼)，1955年贺友直携家眷搬进其中一间30平米的一居室，从此没有挪过地方。58年大跃进时，楼下的弄堂被加砌两堵墙，几家人从此有了公用厨房。他向朋友们宣布：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真是“一室四厅”。静安区政府和朋友都曾为他张罗过新房子，他不想搬。
“我觉得住这种地方人情味浓!我在画画，她们婆婆妈妈在灶披间(厨房)里烧小菜，声音哗哗上来：‘今朝上当，这点虾么哪能(怎样)……’我都听见；隔壁邻舍熟透，马路上打打招呼：最近好，人蛮神气嘛。这种乐趣!住在二十几层楼上跟蹲提篮桥(上海一监狱所在地)有啥两样?”他曾对好友陈村说。
现在，“一室四厅”旁边多出一个五六平米的工作室，塞进一张写字台、一顶书橱和一堆堆画册之后，来客若多于两位，须到隔壁暂候。
贺先生正在画一个烫头发、穿短裤、趿着绣花拖鞋、拈根香烟的“旧上海品牌女人”。“这种女人老结棍(很厉害)的，碰不起的。”他说。
贺友直画自己
画家刘旦宅曾经赞叹：在连环画领域，贺友直是张乐平之外上海美术界的“另一只鼎”。他画的360行——黄包车夫、扦脚工、卖报童、白相人、押宝人、裱画师傅、兑币黄牛、拿摩温(工头)现在陈列在地铁的灯箱橱窗里；《申江风情录——小街世象》、《新石契老街风情录》里的石库门、百乐门、有轨电车、浑堂(浴室)，都会让老上海心头一软，一下跌落到旧时或明亮或黯淡的回忆里。
贺友直画过自己，用连环画画他在镇海县城的童年：5岁没了娘，与父亲相依为命；小学读到毕业没有再上学，整条街没有人上过中学；父亲临终一句话他记得：“我没有让你读书。”画初到上海的学徒生涯：天不亮就被踢醒，晚上睡水泥地；上4年夜校学英文，想“吃外国人饭”，到头来“单词蛮多，就是组装不起来”。每天去夜校，从广元路走到雁荡路，步行一个多小时。2路有轨电车从徐家汇到十六铺，坐不起，只好张望头等车厢里的风景：三六九(警察)或巡捕房里的人上车向售票员点个头，就算买票了；洋行职员在看外文报纸，有人拿反了……
后来到印刷厂设计商标，手里有了几个钱，看循环放映的电影，逛游乐场，听京戏——“最高听到周信芳，没有听过梅兰芳。”
1948年结婚，与姐夫的堂房阿妹，从此“相濡以沫”60年。“我讨的这个老婆好，生得也比我好，是我福气。屋里厢的事体，养儿育女，都是她的，我可以专心搞创作。”
1949年画出第一本连环画《福贵》，从此在上海人美画了近百本。那个容纳了108将的大办公室里，有赵宏本、顾炳鑫、刘继卣等影响过他的同道，有呷三糊(聊天)的大愉快——他后来不爱去那种划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新式办公室，比作“把人放进冰箱格子”，并画了一张《最没有人性的格局》。
问他怎么走上艺术道路的，贺友直只记得“从小就喜欢画”，此外说不出别的。在他，生活就是一个结实的打包，哪里容得下拆解和分析，那些擅长自我筛选的记忆，对于想知道真相的人来说，是不可靠的。
贺友直保有那个年代过来人根深蒂固的谨慎：可能得罪旁人的、涉及名流闻人的、触及政治的，统统摇手摇头“不谈不谈”。但他心里有杆尺子，譬如“陈村是个好人”，“陈丹青善于思考、有骨气，我常跟他讲，不要人家一噱就开口”……在这个“下作事体多来兮”的时代，他说着宁波口音的上海话，穿插几句半个多世纪前的英文I’msorry，excuseme，stop，每天呷两口黄酒，吃着师母烧的“比饭店好交关(好多了)”的小菜，嘲笑那些花千多元进大剧院，散场时又无法将票根贴在头上炫耀的人——优哉游哉。
画小人书，我是比较聪明的一个
人物周刊：约您采访不容易。
贺友直：我现在不要他们来采访，有许多话上面不要听，所以他们回去一审查都剪掉了。有次电视台来访我，我就按我的想法讲了，播的时候一看，我讲的闲话都没了，就放了一张照片，话都是他们的。我看着那张照片就想，接下来要放哀乐来!
我讲了什么呢?就是书价和稿费。我一张新创连环画50元稿费，再版每张30元。我一天只能画一张，一个月1500元，还不如钟点工的收入。
人物周刊：在体制内，这是没有办法的。最近孙道临先生去世，写文章时发觉他退休后不如意。
贺友直：没有体制，就没有现在的我，它为我提供了许多实践机会。我小学毕业，连中等教育都没有受过，画画也没有进过专业学堂，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体制规定到一定年龄退休，既合理又不合理。合理的是，让年轻人上来；不合理的是，有的人还可以用的呀，啥事体硬劲叫伊退休。我85年退休只有64岁，可是我到现在还在画。当时我心里失落了半年，就恢复了。现在我比上班时还忙，我也没上网求职应聘，我坐在家里推都来不及，最好勿要来寻我。我看到有种老头拿根stick(拐棍)，花园里匐匐太阳；还有种退休老干部，手里拿只半导体听中央台新闻，一路走一路听，津津有味，实在是……也蛮伤心哦，过去是指挥人的人。
人物周刊：您的老同事顾炳鑫在评论《山乡巨变》的文章里讲过，您“在形式风格的探索上，已有门径”。
贺友直：手法可以变，风格只有一种，这跟做人是一样的。像电影导演张艺谋，他的《红高粱》是一种手法，《大红灯笼》是一种手法，《秋菊》、《菊豆》各有手法，等等等等，但人家一看，这是张艺谋，万变不离其宗。其实多看之后，张艺谋就那一套东西，他已经玩不出花样来了。
人物周刊：每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吧。
贺友直：都会碰到：他定型了。最可怕的就是定型。为啥现在《老娘舅》(上海一档电视滑稽剧)人家不要看了?他老是那副腔调，定型了。
人物周刊：您在创作中是怎样求变的呢?
贺友直：让我夸夸我自己哦。在画小人书这个行业，我是比较聪明的一个。我们是来料加工哎，不是原创。来的料不一样，就像裁缝师傅，今天给你的确凉，明天给你毛货，后天给你泡泡纱，不同料子不同做法。我就知道，小说都有基调的，小说家的文风也不一样的，你要根据小说的基调和文风定下你绘画的手法，这是我
聪明的地方。你看我每一本小人书都不一样的，都有变化。
喜欢赵树理，难画鲁迅
人物周刊：您最喜欢谁的小说?
贺友直：我欢喜赵树理的，因为他很朴实，很幽默，这跟我的性格是吻合的。如果作品中的人物很有趣的，很幽默，我画起来会很有劲。《福贵》就是他的，讲山西农村的故事。
人物周刊：小时候看过您画的《李双双》，印象很深，那些人物真活。
贺友直：我创作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出手很快，但构思的时间很长，要找人物心理活动最微妙最深刻的部分。小说是一种语言，绘画是一种语言，电影戏剧是另一种语言，它是会动的，还有声音。但小人书的画是平面的，要画到跟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对得拢，他才能看懂。不要挖空心思，俏媚眼做给瞎子看。形象的特殊性跟表达语言的普遍性要统一起来。是这道理吧?
人物周刊：具体讲，从《白光》到《山乡巨变》，到后来的《朝阳沟》、《连升三级》、《十五贯》，这5部您比较满意的作品是怎样找到合适的绘画语言的?
贺友直：画《山乡巨变》，曾经推翻过两次。为啥推翻?感觉画出来的东西不像。为啥不像?因为用的黑白明暗的洋办法，画出来黑糊糊的，跟在湖南资江边上看到的山水田地、村舍景物、男女老少清秀明丽的感觉不相称。1961年开始，我苦画了3个年头，都不满意。突然我遇到了陈老莲的版画，找到了一条可走的路，前后一共用了4年。
《十五贯》里，尤葫芦被杀，最后娄阿鼠是判死罪的，我就明确一点：不把它作为悲剧处理，因为这出戏是周总理肯定的，强调要调查研究，然后下结论，所以许多细节我画得非常清楚、真实。
《朝阳沟》是根据舞台剧移植过来的，舞台是平面的，我就套用过来，每一幅画都好像在戏台上；还有一点，知识青年下乡是很苦的，我把农村尽可能画得美一点，这是一个基调。
《白光》用的是水墨，形式上变了一下，但我觉得不成功，因为白光是一种幻觉，不是真有一圈光。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作品，我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怎么把鲁迅的本意画出来，怎么抓住白光的本质。我曾经想画鲁迅的小说《过客》，但想了很长时间，捉不住该用什么语言表达。鲁迅的小说，难就难在本质的东西非常深奥，有些比较容易，像《药》。
人物周刊：《阿Q正传》呢?
贺友直：那个也难。首先阿Q这个形象难，我觉得严顺开演的阿Q，程十发画的阿Q，还有赵延年木刻的阿Q，都不是我心中理想的阿Q形象，这个人物太丰富了……人有一点阿Q精神不是坏事，因为许多事情由不得你啊，像社会上许多不平的事，没有办法，只好阿Q一番。
我们这种画画的太傻太傻了
人物周刊：我在一个卡通网站找到您的主页……
贺友直：其实狗屁，我不是卡通。卡通跟我浑身不搭界。
人物周刊：我看了您的作品目录，您画过婚姻法。
贺友直：我在单位里拿工资，上面派任务，叫画什么就画什么。
人物周刊：还画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贺友直：所以说中国文人不值钱哎。上头叫我画孔老二，上面的政治斗争我一个画画的哪里晓得。好，孔老二画好，隔手(不久)江青捉起来，马上叫我画《吕后篡权》，……后来我想想，我们这种画画的太傻太傻了，有口饭吃，滴溜滴溜跟了人走……讲讲讲讲又讲到政治问题了。
人物周刊：那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我不想画，我请病假，逃掉?
贺友直：没那么大胆。那时候能让你活下去已经感恩不尽了，你还敢不三不四?北京来的红卫兵真凶啊，拿皮带抽人，皮带上这么大铜钉；有小青年吐口痰在地上，让人家舔掉……小朋友，你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人物周刊：我看过不少资料。
贺友直：看没有用的，隔靴搔痒，让侬到北大荒去蹲蹲(生活一段)侬就觉着了。厕所都在外面，外面零下廿几度，夜里要解决问题，只好到外面去，天寒地冻，小姑娘不要冻出毛病来啊……我那时候到黑龙江蹲了7个月，搞创作，就听到枪毙掉两个团长。一个连队里女会计，八月麦收，日里劳动一天已经相当疲劳了，夜里团长打个电话来，叫伊去。青年人都有这种心态，跟团长接近接近么好上调回城，结果被他折腾一夜天。第二天还要去劳动，黑龙江的田是一眼可以看到地平线的，吃力呀，她就睏在麦垛旁边睏着了。拖拉机不管，咣咣咣开过，从她身上碾过去了。
人物周刊：这故事是您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
贺友直：(听)拉线广播。所以我女儿去插队，我就担心被人糟踏……谁要是敢，我跟他拼命!那时候都是：儿子出去怕变成流氓，小姑娘出去怕被人家欺侮。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让文人那么听话呢?
贺友直：一个是不知道(政治)，二一个是骨头软。反右的时候，文人整文人，比外界整文人厉害得多。“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是，写过很多对不起人的大字报。我有时候问自己：贺友直，啥原因?其实是骨头软，脊椎骨非常软，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文革”中不是没有头脑很清醒的人，有的哎!有人给中央写信反对江青、林彪，这种人有骨气，但是傻；有种人看清爽了，不响；像我们这种，属于小人，美其名曰“跟着毛主席走”……后来碰到(被写大字报的人)，哦，对不起，上当上当(抱拳作揖)，一句话就过去了。其实呢，是骨头软。
人物周刊：您这样讲，让我想到巴金先生的《真话集》。
贺友直：是软。我常常讲，人家拳头刚刚举起来，我就趴下了。
上海沦陷时畸形的繁华
人物周刊：您讲沦陷时的上海有种畸形的繁华，哪里畸形哪里繁华?
贺友直：日本人把上海四面都包围了，就剩下英租界和法租界，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的人都逃到租界里去了。抗战前上海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解放前香港不如上海的。有这许多人进来、消费，当然繁华，戏院、餐馆、舞厅、妓院，这些行当都兴起了。穷人、富人、外国人，混在一起避难，造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人物周刊：您跟陈村老师讲起过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妓院。
贺友直：这一条福州路，从外滩到河南路，是外国洋行、公司多；从河南路到福建路，是书店多；从福建路到西藏路，是餐馆、妓院多，所以在旧社会，福州路是一条综合了色情、文学、饮食各方各面文化的街。殖民文化呢，要属淮海路、南京路。
那辰光上海有好多游乐场，里面有电影、本滩(沪剧的前身)、昆剧、京戏、杂技、变戏法、小吃——油豆腐线粉汤啊，鸡鸭血汤啊，肉丝汤面啊，五花八门都有。在我印象里，永安公司属于比较高档的，接下来是大新公司、先施公司、新世界，小东门也有一个福安，大世界属于档次比较低的，里面放的电影也不入流。
我们那时主要看美国片，都是西部牛仔片，打的。看电影不需要几个钱，有时候门口检票的人跑开了，就溜进去，看白戏。它是循环放的，你跑进去只看到下半场，不要紧，隔个几分钟又重头放过，你再看全上半场。国泰、大光明是进不去的，进的是浙江、荣金、八仙桥恩派亚，那种放第三轮第四轮电影的。
人物周刊：那时除了电影，您还有别的娱乐吗?
贺友直：没有了。到现在，凡是有输赢的东西，下棋、打牌，我都不会，我没赌性。
现在穿才(都)穿得老(很)挺括， 骨子里厢老推板咯
人物周刊：您说过抗战时期，升斗小民关心的主要是衣食住行。几十年过来，您觉得人们关心的东西有没有大的变化?
贺友直：你看现在上海，生意最好是啥人?是饭馆餐厅。多数是官吃，大老板吃，小老百姓谁去吃，我跟老太婆两个去吃?一桌要上千啊。我到对过吃碗面好了，不，我到菜场买斤生面自己下下好了。
接下来是穿。陕西路上开了这么多小店，快变成服装一条街了，就是骗骗你们小姑娘钱的，阿拉老头子伊是骗不进的，伊也不想骗我们。现在最好骗铜钿(钞票)的，一个是小囡，一个是时髦小姑娘，从服装到化妆品。
我是苦出来的，所以我晓得升斗小民关心啥，晓得买一斗米和一升米之间的差别：假使这家人今天买了5斗米，米店有人送上门来，真是令人侧目啊。小辰光(小时候)我爷(父亲)失业，屋里1升米都买不起；买1升米，爷两个要过两天。我小辰光从来不晓得啥叫棉毛衫，啥叫绒线衫，也没穿过新棉花做的棉袄，冷天就一条夹裤，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现在都想不起那辰光冷冷到哪能(什么样)，热热到哪能。我姐夫的小五金厂那时候在天平路，现在教育宾馆这一带，做捻凿，北方人叫改锥的。因为我是亲戚，叫我多做生活，没有月规钱的。睏了(睡在)姐夫厂里的水门汀地上，没有垫被的，盖的有，但不是很柔和的那种，油腻得一塌糊涂，但年纪轻，钻进去佝拢来马上就睏着了。那种苦……人真苦时，就想有个避风的地方。
后来在印刷厂里给人设计商标，有一笔生活(生意)，就有两天饭好吃。那种收入极低，设计一个小图案，相当于现在给你100块、200块，最多三五百，有几天好开销?所以有一顿，没一顿，长期处在半失业状态。混到解放初，好多厂都关门了，更没生活做了，日脚更难过了。那时候我已经成家了，住在南市区。
人物周刊：您觉得以前的商标好看，还是现在的好看?
贺友直：当然是现在的好看。那时的商标也有要求，画起来水平有高低，但比现在简单，现在是一只月饼盒子的外包装都能吓死人。但是商标里厢的物什是以前的好，搭(跟)人一样咯，现在穿才(都)穿得老(很)挺括，骨子里厢老推板(糟糕)咯。
人物周刊：您讲过老早亭子间里小老百姓打花会，早上起来脸还没洗，跟隔壁邻舍讲昨天晚上做的梦，梦见什么赶紧去打什么；现在呢，看自行车的老阿姨也在炒股。
贺友直：每个时代不一样。过去人是不攀比的，顶多楼上楼下比比，不会去跟荣毅仁、跟住花园洋房的人比，现在日脚是好过了，但风气极坏，衣裳是越穿越讲究，心是越来越大，心态都不好，浮躁。就说知识分子圈里的事体，复旦剽窃人家成果的，还是professor来，多可悲啊，过去是不会有的。大环境不好，人心坏了，走在路上，一路能看到多少不堪入目的事情啊……我只好眼睛朝伊看看，我管不了，一管老头子被人家拷(打)煞来。
人物周刊：您觉得哪个时代比较好?就您经过的这几十年。
贺友直：我觉得从解放到57年比较好，后来各种各样事情都来了，这个大家肚皮里都清爽。现在呢，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收入高的人房子一套套在买，我此地蹲蹲蛮好，还想啥?有两样物什我是不会买了：房子，个是(那是)真买不起；车子，我年龄超过了，要是我现在六十几岁，肯定买部开开，哗啊，开到宁波去了。
我喜欢吃点黄酒，一天一瓶，下酒菜不讲究，随便什么都可以。我人缘还算蛮好，逢年过节有人会送咯，呵呵呵。我很坦率地跟你说，现在我跟老太婆到淮海路晃一圈，晃个50块100块，不在乎；或者今天要买件衣服穿穿，也不在乎。人能到这一步，可以了。
人物周刊：听讲您喜欢孵(泡)旧钟表店看劳力士手表，那您有没有一块好手表呢?
贺友直：嗳，是的，看看反正不要钱的。前几年我花35块钱买过一只浪琴表，其实是假的。哎，你不要看，戴在我手上别人就以为是真的。但是那根表带太差了，我就花135块配了根表带，蛮像样的。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它不走了。个么我到钟表店去，老师傅朝我看看，笑啊：“这种表你还修它做什么?”我想想反正也不上班，不需要戴表，就丢在家里了。但是，历史上我总算该(有)过一只浪琴表的!
(访谈以普通话穿插沪语完成，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保留部分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