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人的达尔富尔援粮故事
作为在粮援第一线工作的一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刘梅最大的希望就是富庶地区的人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8.5亿人仍处在饥饿状态中。
刘梅今年44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的十几名中国籍国际职员中的一位，她过去的三年是这样度过的：前两年零八个月作为WFP在苏丹南达尔富尔卡斯地区的首任办公室主任，指挥着十几个当地雇员为10万难民发放粮食；去年10月，她又转往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省首府默克莱，工作依然是与粮食有关的援助项目，但受益人增加到了上百万。
至于怎么与“粮食”结缘的，刘梅认为全是顺其自然。她本科专业是畜牧，毕业后在畜牧公司干了9年，后来到农业部下属的一家事业单位做了高级畜牧师。1996年，她曾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WFP的一个联合投资项目做过项目设计。1998年，中国南方爆发特大洪水，WFP启动了在中国的第一个紧急援助项目，刘梅被选中作为这个项目在中国几个省份的负责人。1999年，她正式成为WFP的雇员。
枪战离自己仅有100米
刘梅说，接到去非洲的命令时，她很清楚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今后的人生道路将彻底改变。“发粮”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可是在达尔富尔这一冲突地区却绝非易事。刘梅说，在达尔富尔工作期间，提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安全”，最危急的一次，距离刘梅的办公地点仅100米的地方发生枪战。
发粮过程中最实际的难题是“数人头”。“当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者涌过来时，逐一甄别他们的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大概清点一下人数。”刘梅所负责的WFP卡斯办公室的粮援受益人大约有10万，他们凭WFP发放的粮卡领取粮食。人们为了能多领些粮食，重复领卡、一人多卡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难民营里的人没有身份证件，而且每天都有人走也有人来，没有有效的控制办法。
后来，刘梅和同事采用了一个办法，就是宣布以前的粮卡全部作废，然后同一时间在难民营的不同地点发放粮卡。“提前不确定具体时间，临时在难民营用大喇叭通知，这样既能避免一人往返于不同的发放点领取粮卡，又能避免一些不符合受援条件的人提前得知消息后混在其中，然后把人道主义粮援拿到市场上出售获益。”当然，刘梅的这种做法也遭到了一些手中掌握着大量粮卡者的抵制，但刘梅还是顶着压力坚持贯彻了下去，“就是为了把粮食发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难民无私美德感动她
刚开始展开工作的时候，一些受援者并非完全接受刘梅。但当刘梅带着粮食一次次深入难民营之后，他们的态度渐渐发生了转变。“我们进行的是人道主义粮援，不分民族、种族、政治派别，平等、透明地为每一个需要的人发放粮食。有的时候到受益人住处，找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孩子们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会立刻命令粮食当天一定要抵达这家。当粮食如约而至的时候，一家人都非常感激我。”
作为在当地唯一的联合国机构，WFP的粮食发放方式、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为众多非政府机构的样板，“不少非政府机构都以我们的名单为准发放自己的援助物资，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种现象，WFP的粮食援助前脚到了谁家，药品、毛毯、其他生活用品等非粮食物资后脚就到。”这些都逐步培养了刘梅所代表的WFP在当地人中的声誉。
后来，每当刘梅来到难民营，大家都会老远就大声喊着她的名字“梅、梅”，一些妇女会高兴地把她抱起来再转上几个圈。刘梅离任的时候，在一个非政府机构开办的妇女活动中心里举行了欢送仪式，“来了很多人，妇女们围着我又唱又跳，我听不懂她们唱的是什么，但我猜得出来一定是祝我永远健康快乐。”
饥饿中的人们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芒常令刘梅感动，“非洲人民拥有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无私美德，即使自己家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面对更加饥饿的人，就算素不相识，也会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分享。”
获粮食计划署杰出职员奖
冲突中的达尔富尔，前来工作的外国人非常少，女性就更少了。刘梅刚到卡斯的时候，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人总共也就四五个，女性仅她一人。一些机构的职员大多是在这里工作几个月或半年就轮换离开了，可刘梅一干就是两年零八个月。
刘梅是WFP卡斯办公室的首任主任，也是这里唯一的国际职员，手下指挥着十几名当地雇员，绝大部分是男性，WFP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不懂阿拉伯语的柔弱中国女子，她凭什么令人信服?除了中国人特有的能吃苦的美德，刘梅总结出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了解情况”，“对于下属的报告，我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是真的困难还是借口。”
2005年，WFP为了表彰刘梅“在达尔富尔危机中为迅速增加的难民提供了及时的援助”，授予她“杰出职员奖”，WFP在全球的上万名职员中仅有5人获此殊荣。
2007年10月，刘梅结束了她在达尔富尔的任期，调任WFP在埃塞俄比亚默克莱办公室主任。她依然是那里唯一的国际职员，手下指挥着20多个当地雇员，但工作不仅仅限于“发粮”，而是涉及学校供膳、以工代膳、母婴计划、艾滋孤儿等多个项目，受益人数也增加到了上百万。刘梅说，她打算在埃塞俄比亚再工作三四年，之后再到更需要她的地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