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刘长春单刀赴会

1932年7月31日下午3时，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开赛第二天，男子100米短跑预赛鸣枪发令。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中国选手吸引了众人好奇的目光。

发令枪响，第二跑道的刘长春在前60米一路领先，但在第70米处，他被人追平，80米处，又被反超，到达终点时，他是6名参赛选手中的第5名。预赛取前3名，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被淘汰。

8月2日下午3点，他又站到200米预赛的起跑线前，从起跑到前170米，刘长春始终紧跟一位美国选手，名列第二。但在后30米，他又被人反超，最终位列小组第4，再度被淘汰。

尽管没有取得名次，连决赛都没有进入，但他的名字还是写进了中国奥运史，因为自现代奥运会举办以来，他是第一个走进奥运赛场的中国人。从时运多舛的祖国到奥运会赛场，他单刀赴会的经历已经构成一段传奇。

刘长春1909年11月出生于辽宁大连河口(今甘井子区凌水镇河口村)，9岁丧母，10岁时全家迁往沙河口小刘家屯。他从小爱好运动，曾以100米11秒8和400米59秒的成绩，创造了大连小学生中、短跑纪录。

1927年12月，东北大学体育部部长孙庆博让他入东北大学体育系学习，时任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对这个运动天才青睐有加，每月特批他30块银元生活补助，还以月薪800块银元为他聘请了一名德国教练。

1929年5月31日至6月2日，刘长春在沈阳举行的第14届华北运动会上，一举打破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10秒8、22秒4和52秒4。当时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令人鼓舞的，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百米冠军的成绩也是10秒8。

在1930年杭州举行的旧中国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又连夺100米、200米、400米3项冠军。杭州市为纪念他的卓越表现，特意将通往田径场的大马路改名为“长春路”。

“九·一八”事变后，刘长春随东北大学入关到北平(今北京)继续学业。1932年5月至6月期间，沦陷区的《泰东日报》先后5次发表关于刘长春的报道，称他将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其中5月21日的标题是《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刘长春、于希渭赴美》。

为了洗刷不白之冤，借接受关内《大公报》记者采访之机，刘长春在1932年5月末的《大公报》上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此举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嘉许。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举行学生毕业典礼，张学良身着戎装到场，他庄严训示：“决定捐赠8000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刘长春同学此次参赛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意义无穷。”

随后，东北大学以张学良的名义，致电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并由他们急电奥委会，为刘长春和于希渭报名。奥委会很快复电同意。

然而正在大连的于希渭始终受日寇严密监视，甚至公开阻拦，最终未能成行。7月8日，刘长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惟一一名选手，自上海新关码头乘船赴美。

邮轮经过日本神户时，有日本记者上船采访，询问刘长春是否代表满州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立即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代表大中华民国。”不久邮轮邮报员送来一封电报，是日本体协祝满州国参加奥运代表选手一路顺风大获胜利的电文。刘长春愤怒地回答，“船上只有中华民国的代表，没有满州国的代表!”并将电报退还。

7月29日下午4点，邮轮终于抵达第10届奥运会举办地——洛杉矶。刘长春一走出码头，就被请进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大轿车，由美国警察驾摩托车护送至奥运村，车队足有两三百米长。

7月30日下午两点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排在第8位出场。刘长春高举国旗，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是一支“临时拼凑”的中国奥运代表团：总代表沈嗣良、教练宋君复、中国著名体育教授申国权、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托平(美籍)。

第一次出国比赛，加上二十多天长途跋涉，刘长春未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抱恨回国。1936年他第二次代表中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同样受困于28天的海上颠簸，未能取得好成绩。

然而他于1933年在旧中国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创造的百米10秒7的全国记录，保持长达25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被解放军运动员梁建勋打破。

1938年3月，刘长春在长沙失业，离开了体坛。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期间，他被日本殖民当局以“反满抗日”罪关进监狱，囚禁月余。

出狱后，他从事体育教育40余年，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5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第4届政协委员、中华体育总会常委、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体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并著有《短跑运动》一书。

1983年3月21日，刘长春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