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周扬

把有关周扬的各种观感放在一起，分别排列，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时期与周扬认识或相熟络的人，对周的描述颇相径庭。“我有一个印象，他很客气，但有官气。极力想表现得轻松一些，开开玩笑，但总觉得不自然。”这是张光年嘴中1948年前后的周扬。于光远在《几番风雨忆周扬》里，谈到50年代中期在中宣部一些会议上所“亲见”的周扬——他连续使用如下数词来形容：“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至于王蒙、唐达成等文坛后辈，周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目光如电”、“严肃精明”，是恩威如山、气势凛然，直至“厉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地动山摇”。

曾经还有一个周扬。1991年，前“剧联”负责人赵铭彝接受李辉采访，就30年代初的周扬做了一番描绘：“他那时候被称为ModernBoy。他在日本呆过，很开朗，不像我们那样拘谨。”赵铭彝的讲述，为夏衍所证实：“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

随后留在当年同志的记忆里的，是上海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的周扬。

1937年9月，由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安排，周扬夫妇赴延安。1940年出任鲁艺副院长。先前，鲁艺只是一个干部学校，经他之手，两年之内鲁艺脱离培训色彩，俨然是一所造就专门人才的艺术院校了。华君武说：“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回忆周扬几件事》)。

1942年4月，距历史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仅仅一个月，周扬于鲁艺四周年之际，仍然申明他的教育方针：鲁艺的使命，是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才”；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周扬没有觉出他的办学方向有“错误”。这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关门提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讲话》重点之一。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这句话主要就是针对鲁艺和周扬。

《讲话》后，每个延安文艺工作者都发生着转变，而周扬的转变最彻底，也最成功。

幡然猛醒的周扬，迅速改造鲁艺。鲁艺最早发掘秧歌这种民间形式，并找到以革命意识形态对它加以改造的成功之路。

“后来周扬编选一本马恩列斯论文艺，把毛主席的文章也收进去，可能这很受毛主席的欣赏。”陈明在回忆丁玲、周扬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时这样说。所指即周扬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此书重新编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权威阐释者的谱系，正式地把毛泽东加入到这一谱系之中。

之后，周扬又成功领导和组织创作《白毛女》、成功树立赵树理为延安文学典范(提出“赵树理方向”)，进一步向毛泽东文艺话语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地位逼近。

共和国建立后至“文革”开始，周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

其间，他发生过很大的失误。突出的例子，是对《武训传》的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张光年：《忆周扬》)类似的有“问题”却看不出的事，不止一次。张光年说江青曾把周扬和他邀到中南海看影片《荣誉属于谁》，说“有问题”，但周、张都看不出来，过后才知道“与高岗有关”。1954年批“红学”，情形也差不多。虽然他在历次文艺界“斗争”中主其事，但历数之，几乎没有一次是他主动、提前发现“问题”。他的好处是最高层指示他能忠实执行，不足则是始终不能率先侦察到“敌情”。

“文革”后，周扬在某些人看来大约滑到“右”的方向上去了。更多的人，则为他这新形象喝彩。他由于“异化”问题文章遭受压力的同时，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声望和赞誉。

他部分地从“代言者”角色中走出来，身上有一种思想者的自我因素在恢复。他“文革”后两篇最重要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即提出“异化”问题之文)，单单看他拟定的标题，就透出新的气息。前者富于激情，袒露着鲜明态度。后者居然用了“探讨”一词，这不仅仅是谦逊，也表示作者回到自己，回到以个人身份展开说理的立场。

他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异化”问题?这样一个问题，由这样一个人去触及，特别值得深思。许多人把这看成“现身说法”，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说：作为悲剧人物，没有那最后一幕，便不完整。“异化”要了他的命。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被异化了的人，早就被异化夺走了他少见的才华，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悲剧还在继续演出，并未结束。(《摇荡的秋千·与周艾若谈周扬》)

周扬借“异化”问题向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稍稍走近了一点，引发的反应是剧烈的。凡事皆有外因、内因。周扬晚年痴呆失语，固然与大受刺激有关，但似乎更宜注意其一生精神上有不曾解开的疙瘩，也即他自己所讲的“夹缝”状态——那种矛盾、反复、迷惘，那种不停的自我否定、左右为难、不知所之，都作为长久的积郁，压在心头。每想到他的晚年情形，我的脑海通常定格在两种面容上，一是失语后的呆滞，一是流泪、不断地流泪。两种面容，都极令我震动。须知，这个人，曾经是最有才华的演讲家，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到最后，在来人面前，他却往往空张着嘴，说不出任何话。还有他的流泪，差不多每一个回忆者都会提到这一点，他似乎在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面前流泪，不分场合，不分情景，说着说着，眼中就盈满泪水。有人说那是忏悔的泪水，我却还从中读出了渐渐褪去茧皮、重新变得鲜嫩敏感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