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专业音乐玩家(图)
3月1日，陶喆在北京的演唱会干唱了3个小时。没有嘉宾，没有华服，没有应北京之景唱京剧，大部分经费花在了音响与灯光上。崔健被请来了，只是坐在下面，陶喆自己唱了那首《一无所有》。周笔畅也坐在下面，兴奋得像歌迷，大叹“像上了一场有意义的音乐课”，其实她就是陶喆最知名的歌迷。
偷偷做了18个月警察
南方周末与陶喆的专访约在2月21日下午3点半。开始之前，工作人员一边帮他整理造型，一边说：陈冠希刚刚开新闻发布会了，宣布永久退出香港娱乐圈。
陶喆一脸惊诧：“真的吗?真的吗?”缓了几秒，却说：“他也只能这样了。”待到接受采访时，正式说起“艳照事件”，也说起前不久陶喆酒醉打人事件，陶喆的回应是：“从我自己来说，当然要反省，让自己做得更好。但是从大环境来说，我不禁要反问读者和媒体：那些照片真的关你的事情吗?大家都要自律，多提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去看、去挖别人的隐私。”
回答风格不禁让人想起他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里一首《Dear God》，这首歌是陶喆写给他信仰的上帝的信：“我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城市里/话题都围绕在腥色暴力/有八卦没想法/计算逃避人人都在玩游戏/没有钱没人理你。”
话虽如此，陶喆并没有离开“这样的城市”，只是出专辑速度比大多数歌手慢一些。当顶着“小陶喆”名号登场的周杰伦以每年一张专辑的速度成为乐坛天王，引发出一个又一个“小周杰伦”时，陶喆出道11年只出了7张专辑，其中包括一张EP和一张精选集。这样的速度算得非常慢。不出专辑的时候，陶喆就回到美国，与华语娱乐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其实做音乐从来不是陶喆的第一志愿。因为是家中独子，陶喆小时候喜欢跟幻想出来的兄弟姐妹说话，常常把父母吓一跳。加上做电影的父亲喜欢带他去看电影，他对这种可以逃避现实、发挥想象力的世界充满向往。大学时，陶喆主修心理学，副修电影，一心惦记的是要拍电影。另外，他还有一个从小立下的心愿，长大了要做律师或者警察——或许是受做警察的爷爷影响。
大学毕业后，陶喆没得到机会拍电影，经济颇为拮据，因为父亲从他13岁开始就不给零花钱，他需要自己养活自己。陶喆偷偷做了18个月的警察：高危职业，但是福利很好，也实现了他从小想做律师或者警察的梦想。直到1993年，他偶遇台湾唱片制作人王治平。
很多中国人唱不好R&B
北京演唱会里，陶喆特别设计了12分钟的摇滚环节，改编演唱了崔健、罗大佑、“披头士”乐队等的歌曲。陶喆自己唱得很兴奋，台下观众却不一定都买账，不少听惯了R&B的年轻人，当听到“齐柏林飞船”(英国著名重金属摇滚乐团)、吉米·亨德里克斯(美国著名摇滚吉他手)的音乐时，茫然地互相问着：“这是什么歌?”这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台上那个常被拿来跟周杰伦、王力宏做比较的人，今年已经39岁，头发已经零星露白。
被称为“华语R&B教父”的陶喆，20岁以前其实一直很排斥R&B，反而是重金属摇滚爱好者。他15岁离开台湾去美国读中学，就开始与同学组乐队。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R&B(“节奏蓝调”)、嘻哈在美国引爆的年代，陶喆却留着长发玩重金属，因为“摇滚不用跳舞，只要甩头”——从小喜欢跳舞，却总跳不好，让陶喆一直对节奏感强、重视舞蹈元素的音乐抱着一种向往却又排斥的心态。
不管抗拒与否，当时在美国方兴未艾的黑人音乐笼罩着陶喆的青春期。他的伙伴们都是非亚裔，因为亚洲孩子父母管得严，很少会玩乐队。陶喆的父亲陶大伟却能送他一把吉他。陶大伟不仅是台湾著名的儿童节目制作人、主持人，也是将“披头士”音乐引入台湾民歌风潮的先驱；年轻时曾不顾家里反对，去酒店驻唱，结果被警察硬拉了下台。而“幕后指使者”则是陶大伟的父亲、当时台湾的警务处处长。
到20岁，陶喆对R&B压抑的热情终于爆发，之后的两三年是陶喆至今听R&B最多的一段时间。待到1993年，台湾唱片制作人王治平第一次听到陶喆的音乐，反应与很多陶喆的歌迷一样：“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用中文，把R&B唱得那么自然，而且味道十足。”他很快邀请陶喆回台湾做音乐。
在陶喆之前，台湾并非没有R&B。杜德伟、草蜢、庾澄庆都曾做过这种类型音乐，陶喆自己也曾给陈淑桦、张信哲、梅艳芳等歌手制作过R&B风格专辑，但是直到1997年，陶喆自己转到幕前推出同名专辑，R&B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RAP(“饶舌”)音乐才开始为普通听众了解。《飞机场的10：30》更被视为华语R&B典范。台湾的周杰伦、S.H.E、阿信(信乐团主唱)、TANK，内地的周笔畅等都公开表示受到过陶喆的影响。
陶喆自己的解释是：“1995、1996年，R&B在美国突然流行，这股风也吹到亚洲。大家才知道陶喆做的是R&B。说起R&B，大家才比较好聊。”很快，2000年周杰伦一夜爆红。到2001年，民谣老将黄舒骏推出新歌《改变1995》时，不禁唱道：“全台湾都在R&B/全美国都在RAP。”
那段时间，有很多人问陶喆：“到底什么是R&B?”陶喆的回答不是转音，不是十二小节布鲁斯。“R&B是从黑奴生活模式里来的，里面有生活、历史、悲伤、故事。不是戴链子，开大轮胎车子，跟穿比基尼的女人出双入对的人才可以唱R&B。其实很多少数民族音乐，包括中国、中东的民谣里都有R&B元素，”陶喆说，“R&B的精髓是一种表达释放。”
很多中国人唱不好R&B的原因，在陶喆看来，重点也不在于汉字发音的不够圆润，而是“很多华人一向被教导要内敛，要压低自己的情感。但是表达情感在R&B里是必须有的，在摇滚里也是，崔健、罗大佑没有压抑自己。他们的音乐也有R&B元素”。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陶喆担纲制作的张信哲的《SOME WHERE IN MY BROKEN HEART》专辑，陈淑桦的《淑桦盛开》专辑反响都平平。后者的制作，更因为陈淑桦压力太大，一首歌可以录上四五天，让歌手和制作人都倍感痛苦。
陶喆自己写歌、录歌都极快，可以作为他的“释放”风格的佐证。他不喜欢反复推敲、修改，认为一气呵成即使留有缺憾，也是一种真实美。“真实”，是他一贯的原则。这也让他的音乐旋律听起来颇为流畅、自然。而歌词内容也不避讳他的真实情感。写给前女友的《Melody》，写给梅艳芳的《Angel》，写给母亲的《Catherine》，“9·11”后有感而发的《黑色柳丁》、《Dear God》，虽然不尽都是R&B曲风，但带着陶喆印迹：自然、丰富。
陶喆在台湾不仅开启了一个R&B时代，也开启了老歌改编之风，直接为后来的“中国风”埋下伏笔。从第一张专辑里的《望春风》、到《月亮代表谁的心》、《忘不了》，最经典的则是改自京剧《苏三起解》的《Susan说》。中西结合，在陶喆这里发生得很自然。他的家里不只父亲是名人，母亲王复蓉是台湾的京剧“全才旦角”，每天都要在家练功。唱惯了京剧的母亲，有一次兴高采烈地告诉陶喆，她学会了一首陶喆的歌。正当陶喆感动的时候，母亲一开口，居然是用京剧的唱腔来诠释陶喆的R&B，听得陶喆哭笑不得。不久之后，歌迷们就在陶喆的《太平盛世》专辑中，听到了改编自京剧《苏三起解》西皮流水板的《Susan说》。
毁掉观众耳朵的不仅是国内演出的音响设备，还有演出场地。首都体育馆就一向以难以控制声音著称。但3月1日“123我们都是木头人”在北京的演唱会，陶喆满意的是，“从音响师到喇叭、监听设备都用了世界最顶级的”。
偶尔最赚钱的艺人
在北京演唱会上，陶喆正式告诉歌迷，今年年中将推出一张新专辑，然后就正式转入电影制作——要拍电影，他已经说了两三年，当周杰伦已经从演员做到导演，王力宏也在《色，戒》过了戏瘾，陶喆的电影却一直未见成果，倒是大中小演出不断，包括接连上了央视2007年的春晚和2008年的元宵晚会。
百代唱片艺人经纪部总监王立德介绍，陶喆发行的专辑里，反响最热烈的仍是2002年发行的《黑色柳丁》，其他专辑销售也都稳定，但是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包括陶喆在内的所有歌手，专辑销量都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在百代中国区艺人里，陶喆偶尔能够成为最赚钱的艺人，因为他的活动、演唱会多。”王立德说，“出唱片肯定赚不到那么多钱了，演唱会能不能赚到钱，要看情况。”
在王立德和很多与陶喆一起工作过的人眼里，陶喆都是一个很难被说服的人，他的专辑通常是他自己一手包办，在歌手里算得自主空间相当大的。尽管如此，陶喆仍有抱怨。“我认识很多不懂音乐的老板。我去过无数制作会议，他们都是讲这个歌的副歌不够上口，够不够安全，而没有关心这个歌是否好听，是否适合一个歌手。”陶喆说，“开这样的会把我的热情都抹杀掉了，冒险的精神不再。久而久之，消费者也会对这样的产品觉得乏味。”
陶喆充满怀旧柔情的《太美丽》在发行时，唱片公司一个主管曾对他讲：“这个专辑应该还有《黑色柳丁》、《孙子兵法》那样批判性的歌曲，那是你的风格。”陶喆的反应是：“你可以特别喜欢我的某一首歌，但你不能要求我每张专辑都做那样的东西，就像不能要求斯皮尔伯格永远拍《拯救大兵瑞恩》，不能要求张艺谋永远拍《秋菊打官司》一样。”有趣的是，专辑发行后，乐评人反而质疑陶喆向市场妥协，抹杀了批判性。
计划于今年年中发行的专辑，陶喆宣布将是摇滚曲风。这种变化能否继续让他的歌迷接受，尚难预判。陶喆的说法坚定：“现在这个行业的很多人做事情都出于恐惧，还没做出来就怕市场不好、被下载、得不到奖、被人家骂。我倒觉得不管新人还是像我这样10年的歌手，永远要保持不怕、去尝试的态度。不能因为现在的市场是这样，我就要写K歌。”
作为一个流行音乐艺人，陶喆的好处在于他的“尝试”从来不会太过火，反而常常有意无意造出《爱，很简单》、《今天你要嫁给我》这样的K歌金曲。北京演唱会像陶喆的很多场演唱会一样，在全场K歌大合唱《爱，很简单》中结束。难怪曾经担任过百代华语音乐企宣总监、现在担任天娱步酷副总经理的黄宜蔚说：“陶喆在生活上、音乐上都是一个专业的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