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不允许自己沉默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够获得这种殊荣了，人们总是在寻找各种可能的时机纪念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以至于他自己对此也曾感到困惑：“为什么谁都不了解我，又人人都喜欢我?”
“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
爱因斯坦并不是个早慧的孩子。1879年3月，他出生于德国小镇乌尔姆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电器修理制造厂。对于这第一个孩子，父母没有很高的期许。但当阿尔伯特到四岁还不太会说话时，他们还是不免有些着急。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阿尔伯特的妹妹，已经喋喋不休。
阿尔伯特也不喜欢和其他男孩子在一起跑跳打闹，尤其厌恶小伙伴们酷爱的军事游戏。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躲在一边安静地玩积木，耐心地搭出钟楼啦、教堂啦、市政厅啦，还常常自己创造出许多玩法。比如，他喜欢用卡片搭房子，能一直搭到十四层楼高。他看着自己的“建筑”时，便感到创造的快乐。
上小学后，和其他孩子一样，阿尔伯特接触了宗教。他被《圣经》里的故事所吸引，为教堂里的气氛所感染。他甚至自己写了一些歌颂上帝的短诗，配上音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轻轻哼唱。
但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19世纪末的德国，他受到了同学的排挤。沉默的、孤独的阿尔伯特并不太明白事情的缘由。他专心地听讲，耐心地应付学校的课程。10岁时，他进入了古典氛围很浓的路德中学。
对爱因斯坦的人生起关键作用的几年，便是这之后的几年。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对科学有强烈兴趣的人，与他父亲一同经营小电器厂。在电力工业刚刚兴起时，他们便开始生产发电机、弧光灯、白炽灯和电话。在叔叔的影响下，爱因斯坦从小对动手的技术和抽象的数学都非常感兴趣。10岁以后，当地的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塔尔穆德每周末到爱因斯坦家做客，常常给小阿尔伯特带些科学和哲学的书籍。
12岁时，爱因斯坦便读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并自己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13岁时，他读了康德的哲学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不时与塔尔穆德讨论其中的问题；在塔尔穆德的劝告下，他读完了长达12卷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其中汇集了有关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然现象有其固有规律。这些书籍中止了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
67岁时，他写道：“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其结果就是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是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的……这种经验引起我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仅仅作为个人’的桎梏中，从那种被愿望、希望和原始感情所支配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
第二个尝试在他16岁时到来。他所就读的学校渗透了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这使他感到窒息和痛苦。
他在回忆这段时间时说：“对我来说，小学老师好像是士官，中学老师好像是尉官。”
少年阿尔伯特选择了一种独特的反抗方式。晚年时，爱因斯坦有时会笑嘻嘻地告诉别人他在中学时的这个故事。一天，一名教师对他说，假如这个孩子不在他的班上，当老师的会更快活一些。爱因斯坦回答说他没做错任何事。老师说：“是的。但是你坐在后排并且那样微笑着，这侵犯了班级对教师所必有的尊敬。”
他没忍受更久。1895年，在他父母因生意失败移居米兰后不久，16岁的爱因斯坦自作主张，离开学校去了意大利。1936年，他写道：“依我看，学校若是主要以恫吓、威胁和人为的权威教学，那是最坏的。这种教学方法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感情、诚恳正直和自信心，培养出来的是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
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他根本不想再与他的出生地有任何联系。他求父亲为他申请放弃德国国籍。1896年，申请获准。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
因为投考苏黎世理工大学失败，爱因斯坦勉强同意到瑞士的阿劳中学完成未学完的高中课程。但他对教育的成见很快就消失了。阿劳中学提倡教师有选择教学方法的自由，因此课上得十分有趣，学生们可以在实验室独立工作，高年级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也极为关心。
正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那个对他的学术成长颇为重要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会出现什么情况?
后来，爱因斯坦称阿劳中学为“高等教育中最令人喜爱的样板”。“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人就不会生气勃勃!”
这种对教育和学校的希望，在他上大学后很快又消失了。他很快便决定，不再傻傻地坐在课堂上听课，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并开始阅读著名物理学家的著作。苏黎世理工大学的本科四年，只有两次考试，依靠借阅同学的笔记，他通过了，但这依然使他感到厌恶，为了应付考试，他不得不记了一堆垃圾，使得“每考完一次试，就会难受半年”。
爱因斯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对教育有格外深切的感受。成名以后，他多次应邀对教育问题进行演讲或写文章，在他的认识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的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
除去在阿劳中学的1年，爱因斯坦没有更多的机会享受这种理想的教育。但他还是通过某种方式自我实现了。
1901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但学校不喜欢他的独立，不同意留任他为教师。同时，由于家里人反对他和大学同学玛丽琦结婚，他与家庭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他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先是在一家技术学校任代课教师，后来又找到一份为期3个月的家庭教师工作。
1902年2月，伯尔尼的报纸上，以这样一种方式，第一次出现了爱因斯坦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愿为大学生或中学生完全私人地补习数学和物理学……”
在这之前，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但显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注意到这条广告的，只有两个大学生。但爱因斯坦没能靠这种方法赚到钱，因为他们三个人聊得过于投机，而使授课变成了长时间的讨论和共同学习，三个人开玩笑地将这个小团体称为“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被任命为“院长”。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视野中充斥了马赫、休谟、安培、黎曼、狄更斯、塞万提斯等人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作品。他们被思想的交流迷住了，经常为某一页、某一句话争论，争论持续到深夜，甚至一连几天。
从某种程度讲，奥林匹亚科学院就是爱因斯坦心中理想的学校。他终生都对这个“幸福时代”充满感念。逝世前两年，他给当年的另一位“院士”写了一封信，开头即是：“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
“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
在创立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那一年，经人介绍，爱因斯坦终于获得了伯尔尼专利局三级技术审查员的工作———一份正式的全职工作，终于不用再为生存而发愁了。他热爱那份工作，并一直工作到1909年。
宣告物理学革命的论文便是这个26岁的专利局小职员在100年前提出的。那一年，爱因斯坦一共写了6篇论文，发表了5篇。其中一篇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狭义相对论”，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时空观念，从而使经典力学只成为相对时空中的一个特例。发表这篇文章三个月后，爱因斯坦又写了一篇作为推论的短论文，提出了著名的E=mc2，它的发现，使当时困惑所有物理学家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放射性元素为何能不断释放出大量能量，太阳为何能长久地发出如此强烈的光和热等，也为核能的释放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和爱因斯坦一样抛弃固有的思维习惯。据说，当时全世界能够理解相对论的人，只有12个。
由于名字频繁地出现在物理学杂志上，爱因斯坦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得以在几所大学任教，先是在苏黎世，然后是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但他并没因此而恢复自己的德国国籍。
遗憾的是，他到达后4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爱因斯坦开始了他作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权主义者的生涯。
1914年，德国一批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篇为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行为辩护的《文明宣言》，德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名流都签了字，包括哈伯、伦琴、普朗克、菲舍尔等93个人。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签名者里，没有爱因斯坦。
几天后，爱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对《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文件题为《告欧洲人民书》，提出：“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
这份宣言在柏林大学的教职员工中传阅了，但只有4个人敢签名。与93人的庞大对手相比，它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但爱因斯坦没有气馁，参加了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1915年3月，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请随便使用吧!”
半年后，罗曼· 罗兰特地与爱因斯坦会面。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爱因斯坦对于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没有一个德国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会见结束后，罗兰有些困惑：“在这个梦幻般的岁月里，别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会极其痛苦，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爱因斯坦并没因战争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狭义相对论发表10年后，广义相对论问世了。
1919年11月，广义相对论在一次对日全食的观测中得以证实，爱因斯坦终于成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从未刊登过任何关于爱因斯坦的报道的《纽约时报》也破天荒发表了一篇有多行标题的文章：“天上的光线全部是弯曲的/科学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动地盼望日食观测结果/爱因斯坦理论获胜/星体并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谁也用不着担心/一本给12个智者读的书/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它，大胆的出版商接受此书时爱因斯坦如是说”。
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他不断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发表演讲。慕名而来的人似乎一下子从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门口，还有一些人来寻求经济上的帮助。但实际上，他只有极少几次在公开场合露了面，目的是为慈善机构募捐。有时，他会开玩笑地对妻子说：“这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这时，在爱因斯坦的思想里，这些社会活动与他向往的宁静生活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时又永无休止地感受到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肯定始终是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兴趣，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他的确有很多事想要关心。
1920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抬头，排犹势力甚嚣尘上。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宣称要谋害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在德国也受到批判。但爱因斯坦并不担心这个。他关心的是能否永远地消灭战争，并为此到处奔走呼号。
1921年，爱因斯坦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科学正在受到战争的可怕后果的伤害，但是应该首要考虑的是人类……直到文化、商业和工业中的国际主义得到重建时，才能有和平。战争的创伤才能治好……”
1922年，他应邀参加了国际联盟的“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并在两年后正式出席了一次会议。1926年，爱因斯坦甚至给一份报纸写了一篇介绍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的文章，目的是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努力。直至1930年，他坚持每年都出席委员会的会议，直至后来对它彻底失望，认为“它是我所参与过的最没有效率的事业”。
之后，爱因斯坦便到处宣传他的反战观点。他的和平主义已从局限于文化领域迈向了更激进的原则。1930年，他发表文章《我的世界观》，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人生的丰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首先承认我的政治信念：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对科学也适用。“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去服兵役时，它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特别是由于这种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杀别国的人民或妨害他们的自由。确实，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该为国家作出这种牺牲……“有人主张精神裁军应当走在物质裁军的前面。他们还进一步很明确地说，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这一年夏天，爱因斯坦授权建立了“爱因斯坦反战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阻止德国“变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险”。这个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两个月后，54岁的爱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离开德国”的决定。他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法西斯纳粹的暴政，称其为“命令主义的强权政治”。他的德国挚友冯·劳厄写信劝他在政治问题上要明哲保身。爱因斯坦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这种公开的顶撞使纳粹恼羞成怒，他们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时将他的另一处别墅收归国有。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爱尔莎怕极了，写信给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许自己沉默，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发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于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边，这种忧虑几乎要使我神经错乱了。”
爱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那些逃难的犹太人。他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十分骄傲地为犹太难民募集了6000美元；当他相信能够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国画家的声望时，就主动要求这位画家给他画像；他为许多贫困的陌生人担保；他的推荐信已失去了影响力，因为他写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个江湖郎中的家里发现了一封……
他本是个绝对和平主义者，但面对战争的危险，他说：“为了保卫公理和人民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决不逃避战争。”
正是在这种转变下，1939年8月，因忧虑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成原子弹，爱因斯坦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能轻易地把整个港口连同附近地区一起炸毁，我的义务是提请您注意下列事实和建议……”
这封信开始了美国著名的“曼哈顿工程”。6年后，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死伤20万平民。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我真痛心。”
余下的生命中，他不时地会回想起这一时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说起这件事时，爱因斯坦迅速地转过脸去，将目光投向远处的山谷和树林，然后，似乎在对他所注视的树梢说话，他低声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按的按钮……”
但事实上，在德国投降之后，爱因斯坦便立即给罗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议：鉴于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已不存在，应停止制造和使用这种武器。不幸的是，罗斯福收到这封信时已经病危，还没来得及看，便去世了。
“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爱因斯坦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纠正他所犯的这个“最痛心的错误”。
1947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说道：“今后若干年内，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将决定人类文明的命运。人类终于懂得，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寻求谅解，为的是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间的彻底谅解。”
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份《致知识分子的信》：“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什么是我们更加重要的任务?我们心中所热望的社会目标又是什么?”
无论如何，现实的社会目标丝毫不是爱因斯坦所热望的那一个。冷战开始，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批知识分子被怀疑对美国不忠而受到迫害。1953年，纽约一位教师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己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传讯，请教他该怎样应对。
爱因斯坦回信写道：“我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反动政客在公众面前虚晃着一种外来的危险，借此来引起他们怀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伙人得逞了，现在开始来禁止教学自由，对一切不肯证明自己顺从的人，就剥夺他们的职位，也就是说要饿死他们。“为了反对这种罪恶，只居少数的知识分子应当怎么办?老实说，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办法去办。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下决心采取这种严肃的步骤，他们就会得到胜利。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应得到的，决不会比那个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要好多少。”
在信末，爱因斯坦特地注明：“此信没有必要被认为是‘机密’的。”
这封信最终在报纸上发表，并导致公众意见的爆发。麦卡锡称任何接受爱因斯坦建议的人都是“美国的敌人”；报纸社论评价他此举是不负责任的，“把自己放进了极端主义者的范畴”；同意和反对的信件大量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但是，确实有两个中学教师在被传讯时拒绝答复，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信。
大半年之后，爱因斯坦才给出一段比较完整的陈述：“在原理上，每个人都同样地卷入到宪法权利的保卫之中。然后，最广意义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个特殊地位上，因为，感谢他们所受的特殊训练，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形成有其特别强烈的影响。这就是那些将会把我们引到独裁政府的人们特别关心对这一群人的恐吓和钳制的原因。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重要的就是尽他们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责任就是拒绝与任何违反个人宪法权益的行动合作。“宪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
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继续坚持“统一场论”的研究，以及参与一些精力允许的社会活动。
1953年冬，芝加哥律师“十诫会”决定授予爱因斯坦人权奖。他不能前来，写了一封信供宣读：“在长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对物理实在的结构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我从来没有做过系统的努力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去同不义和暴政斗争，或者去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保持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签署了由罗素起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解决一切争端”。
这位终生反对权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学家生前曾说：“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因此，他留下的遗嘱是：不举行任何葬礼，不修坟墓，不立碑或任何纪念性标志，骨灰由亲友秘密撒向天空……“
在1922年，爱因斯坦作为哪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关系国家荣誉的问题。爱因斯坦声明自己是瑞士公民。
然而在2005年，德国政府纪念他的方式是，决定将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刻在政府大楼上：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