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胸中丘壑，笔底烟霞(图)
李可染
1907年生于江苏徐州，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可染13岁从乡贤钱食芝学中国画，1929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研究生班，师从林风眠、克罗多专攻西画。1931年以后，李可染以满腔爱国热忱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于1938年加入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先后在武汉、长沙、重庆等地绘制大量抗日救亡宣传画。李可染的艺术创作在60年代以后进入了高峰，他的山水画气象沉雄，韵致幽深，在构图、笔墨、意境等方面均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在海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享有崇高的声誉。
求学生涯
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厨师家庭，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深喜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拿起笔，做刀枪!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李可染从杭州回来后，在当地民众教育馆担任美术干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人的抗日呼声一天天高涨。李可染利用在民众教育馆的条件，以画笔做武器，创作了很多抗日宣传画和漫画。“七七”事变后，他又组织了宣传队，乘牛车到村镇里宣传。当年底，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决心去大后方。他先到西安，再到武汉，参加了由郭沬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工作。李可染和老同学力扬合作，在武汉和从武汉撤退的路上，创作了一大批尺幅巨大的宣传画，这些画都画在布上，用墨笔勾画，敷彩薄，是一种粗狂强劲的风格。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症。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房子靠近一间牛棚，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
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意笔写人物
李可染在40年代主要画意笔人物。意笔者，笔简意足之谓也。画意笔人物需要功力，更需要才情。李可染正是有灵性有幽默感的画家。他笔下的渔夫、儿童、书生、仕女、钟馗、隐士等等，都质朴、稚拙、诙谐、亲切，好像都活得有滋有味，洋溢着乐趣。李可染熟悉民间艺术，又爱京剧，京剧中的丑、末角色都与幽默有缘。熟悉李可染的人都知道，他经常能慢声细语说出令人绝倒的故事，其出色的意笔人物，是这些因素综合塑造而成的。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拜师齐白石
李可染最初是透过徐悲鸿熟悉齐白石的。徐悲鸿在重庆盘溪的家，离李可染住所不远，在交往中，他把所藏齐白石的几十件原作，都拿给李可染观赏，还介绍齐白石如何从一个木匠，成为杰出艺术家的艰苦历程。李可染激赏白石老人的艺术，也为他平凡而传奇的经历所感动。抗战胜利后，国立艺专由重庆复原，重新分为国立杭州艺专和国立北平艺专，两个学校争聘李可染去任教，他选择了北平艺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平有齐白石。
1946年，39岁的李可染经徐悲鸿引见，拜见了86岁的齐白石。他拿画给白石老人看，老人先是坐着，看着看着就站起来问：“谁是李可染?你就是李可染吧!你的画才是真正的大写意!”从此他们成了忘年交。一次，白石老人突然问：“可染，你愿不愿意拜师?”可染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孝敬您老人家，不敢行拜师礼。”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说：“不用你花钱，我有钱。”当天留他吃饭，举行了拜师礼。直到1957年齐白石去世，李可染相随老人整整十年，成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学生。齐白石爱李可染的才华，也喜欢他的实在，无论什么事情，都愿意让他去办。事情不管多么麻烦、琐碎，李可染和夫人邹佩珠都耐心去做，并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在他看来，齐白石是一座艺术上的高山，能为老师做一点事，是一种幸福。齐白石对李可染的艺术十分推重，曾在画上题道：“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横行矣。”他凭着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经验，看出李可染是继他之后大有希望的艺术家。
李可染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从画面上看，他的山水、人物，都不像齐白石，他也极少临摹齐白石的作品。他曾多次谈过，自己一是学白石老人对艺术的真诚与勤奋，二是学齐白石的笔墨，特别是力透纸背的慢行笔画法。在拜师齐白石之前，他的水墨以勾勒和泼墨为主，行笔很快，生动有余而沉厚不足。他从白石老人的用笔悟到“慢”的方法与意义，他后来的山水画，主要从这个“慢”字上寻求笔墨的内在意蕴。他曾记述说：“白石老师晚年作画，喜欢题‘白石老人一挥’几个字，不了解的就会想到大画家作画，信笔草草一挥而就。实际上，老师在任何时候作画都是很认真很慎重，并且是很慢的，从来都没有如一些人所想像那样‘一挥而就’过。他写字也是一样，比如有人请他随便写几个字，他总是把纸叠了又叠，前后斟酌，有时字写了一半，还要抽出笔筒里的竹尺在纸上衡量衡量，使我这个在旁按纸的人都有点着急，甚至感到老师做事有点笨拙，可是等着这字画悬挂了起来，马上又会使你赞叹，你会在那厚实拙重之中，感到最大的智慧和神奇。”李可染在山水画教学中反复讲：“线的基本原则是画的慢，留得住，每一笔要送到底，切忌飘，要控制的住。”大抵都源自对白石老人笔墨的学习。
重新发现自然美
李可染产生革新山水画的想法，始于1950年。他当时的口号是“深入生活”和“接受选择”，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精读大自然”，而精读的方法唯有写生。他的写生贯穿于50至80年代，而集中于1954至1959年，先后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诸省，每次出去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都画回大量作品。最久的一次八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得画两百余幅。为了一个好的景色，他经常徒步走数十里；每画一幅写生都要坐几小时甚至一天。在荒山野地之中，渴了喝几口凉水、饿了吃两口硬烧饼的境况是常事，有时还会遇到狂风大雨、急流险滩。为了写生，他付出了坚苦的代价。
1954年，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写生画展”，引起了画界震动和争论。面对争论，李可染刻了两方印：“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并继续他的写生旅程。195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八大城市举办题为“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水墨写生展”，并出版《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他在山水画坛的地位开始得以确立。
中国画论一向提倡“行万里路”“师法造化”，近代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诸位名家，都是写生高手。主张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传统绘画的徐悲鸿学派，更把写生(素描、速写)作为法宝。那么，李可染的写生和写生主张有什么特点，与这些画家有何不同?我们不妨用李可染自己的话略作概括：
一曰“掌握自然规律”
在李可染看来，自然规律就是物象的“客观特点”，如结构、纹理、光线、质量感、空间关系等，掌握它们就需要先认识它们，在做法上则需做到又看又画。而看只能得到一个模糊印象，只有写生才能真实具体的掌握它们。李可染有专门画树、画山的速写本，其中有一本题名《山的研究》的素描，画的竟都是山的照片。这种“掌握自然规律”的努力，在山水画家中是极少见的。
二曰“要发现前人未发现的东西”
这是李可染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然真实的东西变化无穷，前人不可能穷尽它。要突破前人框框，就必须对造化有新的发现。如何才能有新的发现呢?除了认真观察之外，他特别强调“不带成见”四字。说：“抛掉成见，以为自己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觉，就能发现过去未发现的东西。”
三曰“从对象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
从写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放弃传统笔墨程式，根据对象的形质特征和真实描绘的要求，寻找新的画法。他认为，凡是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感觉的方法就应当放弃或改造。说：“形式要和现实结合，不然就没有生命。”
四曰“从丰富到单纯”
李可染画写生，最初极力追求描绘的丰富性，为了丰富，画面宁可繁、乱、脏。他比喻说，要像榨油那样，把景色的好处一点一点的榨取出来。丰富之后，再追求单纯和整体感，最后取得寓丰富于单纯的效果。
五曰“酝酿意境和意匠经营”
李可染深知艺术不能一味描摹对象，因此经常强调对现实不能“愚忠”，不能把对象都画成“死的标本”。他提出“酝酿意境”，是指写生时要投入情感，做到景情结合。要“意匠经营”，则是指精心设计表现手段，精心处理构图、形象、层次、气氛、笔墨等等。大体说，李可染谈意境不免有些空泛，谈意匠经营则滔滔不绝，具体而微。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面，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墨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
东方既白 世纪可染
1907年春天，江苏徐州一个平民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儿，父母为他取名“永顺”。朴实善良的父母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一生平顺，但是却最终成长为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他，就是著名画家、艺术理论家和教育家李可染先生。今年恰逢可染先生诞辰100周年，当我们怀着敬仰和崇敬的心情回顾他风雨兼程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实践时，感受到更多的是李可染的人品、艺品带给我们的真诚感动和由衷钦佩。
白发学童心思手作
李可染对于艺术非凡的感知力是天生的。年少的他曾被沿街卖艺求乞的盲琴师奏出的悲凉琴声深深打动，于是常常暗随琴师，听他拉琴，竟然就能自制一把小胡琴，练得一手好琴。13岁那年，李可染偶然看到集益书画社的画师们作画，便一下入了迷，他白天看画，晚上就能够将大幅山水画作大致背临下来。这使画师们大为惊讶，也得到了画家钱食芝的赏识，欣然将他收入门下，还题诗相赠：“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仿佛已经预见到李可染将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在绘画方面超越师长了。但是仅仅依靠天赋聪颖，是无法成就一位艺术大师的。李可染曾说：“我没有家学，但父母的忠厚、纯朴、善良、勤劳、高尚的劳动人民品德是我最好的家学”。父母虽然只是目不识丁的平民，但是李可染却从他们那里继承了最宝贵的财富——聪敏好学、勤奋刻苦。1929年，从未接触过油画的李可染凭着山东青年张眺临阵教的本领，被校长林风眠慧眼识中，成为杭州国立艺术院首届油画研究生。在杭州，李可染每天除了刻苦学画，还阅读了大量古籍、画论和中外文学名著。从未画过素描、油画的他，最终凭借孜孜不倦的勤勉努力以优秀的艺术创作而名震全校。
林风眠、齐白石、黄宾虹，这些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最杰出的艺术家都曾是李可染的老师。他们对待艺术勤勉认真的态度带给李可染巨大的震动和影响。上世纪40年代，林风眠先生在重庆时，住在一间破旧房子中画画，条件极为简陋。李可染常常带着饭食去看望老师，发现林风眠从未间断作画，每日都画几十张，画完的画，堆在身后，直摞到屋顶。李可染拜师齐白石门下，在白石老人身边十年，每日为老师理纸研墨，老人每日作画从不间断，只有午间在藤椅上稍息片刻。李可染赴江南写生时，也曾亲见黄宾虹先生虽然患白内障，戴着墨镜，仍然摸索作画，每日勾山水画稿，堆积成摞，有时甚至在灯下一口气勾了七八张山水轮廓。这些都使得李可染十分感慨，喟叹“前辈老师用功之勤苦，实非我等后辈可及”。李可染也像三位老师一样，每日作画，勤奋不辍，“有决心、有毅力练一辈子基本功”。即使是在动荡的十年浩劫之中，他虽然被迫放下画笔，但仍然坚持通过书法练习基本功，从未停止对绘画、对艺术的学习和探索。他对汉代、北魏书法进行研究、学习和实践，学习古代碑版书法，并自创“酱当体”。之后，将这种雄强、浑厚、涩重、稚拙，带有新的审美观念的书法笔触引入山水画创作，而这种艺术的探索和积淀也成为李可染达到艺术高峰、形成成熟风格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祖国山河立传
1929年，22岁的李可染加入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1932年秋，杭州“一八艺社”进步美术活动遭禁，李可染在林风眠校长关爱和协助下返回家乡，同年创办“黑白画会”，并应邀到私立徐州艺专任教，兼任徐州民众教育馆美术干事，与同事开辟抗战宣传室，创作展示《日本侵华史》，创作大量抗日爱国宣传画，同时创办了黑、绿两色石印的抗战画报，积极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向广大观者群散播救亡图存、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种。李可染还曾领导、组织徐州艺专学生创作抗战宣传画巡回展览。1938年，李可染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从事抗战爱国宣传画创作活动。直至1942年左右，李可染在近十年的岁月中，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宣传画创作活动中，完成了包括壁画、布画、版画等等各种形式的大量宣传画数以百计，将一片赤诚热烈的爱国之情借助手中的画笔呈现出来，成为唤起民心、齐心抗战最好的宣传和响亮号角。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开始了他山水画创作的新阶段。从1954年起，他先后10次到祖国各地写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力求创造有现实生活气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实践着他“到生活中去、到祖国壮丽山河中去”的创作信条。所到之处，他必观察探索自然景物风雨阴晴朝夕变幻之奇，完成了数百幅山水写生画稿，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强烈艺术个性的经典作品。
澄怀观道 东方既白
70岁以后的李可染，艺术创作进入了更理想、更自由的时期，他在绘画上要求“神韵”，以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之境。1984年，李可染题写“澄怀观道”四个字，以此作为自己半个多世纪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的总结。“澄怀观道”一语，出自六朝山水画家宗炳。宗炳好山水、爱远游，归来之后将所见景物绘于墙壁之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享受骋目山水之间，心游自然之境的至美、至乐之情，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李可染也曾踏遍祖国的秀美山川，他通过自然来开阔心胸，丰富阅历，而胸怀和阅历又直接影响和丰富了他艺术创作的意境、格调和境界。“中国人画画到一定境界之时，思想飞翔，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都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李可染如是说。山水在他的心中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风景，而是凝聚了他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情，蕴涵了他对于艺术、自然与人的深切关怀和美学思考。《山林之歌》、《夏山滴翠》、《千山响杜鹃》、《林茂鸟竞归》、《雨后瀑声喧》、《家在崇山茂林烟霞里》、《人在万木葱茏中》、《万山红遍》、《春雨江南图》……每一幅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位老人精湛笔墨之中饱含的深情，这些有声有色、声色并茂的山水画，开拓了雄迈、稳健、敦厚、崇高的精神境界。李可染晚年创作中，更是自创“密林烟树法”，茂林、夕阳、瀑布、飞鸟、归鸦，自然万象……悠然于一片葱茏烟云之中，在“似与不似”、“有却没有”令人悬想的境界之中，结构一个意蕴缥缈的意象世界。
回首李可染先生82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发现，他的艺术之路的每一次演变和转折，无不与时代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在艺术上的每一步探索和革新，都贯串着传统与现代、时代与自我、继承与创新的挑战。李可染的艺术创作在20世纪所做出的种种探索和自我革新，总是与时代的脉动相呼应，体现了一名艺术家以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回应国家和民族的召唤，为救亡图存、国家发展、民族文化复兴努力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李可染先生辞世已经整整18个春秋，但他仿佛从未远离我们。相信很多人心中都闪动着这位和蔼长者的身影，为他高贵的品格和艺术精神所感动，会有更多的后学之人像他一样，为“东方既白”的祈愿而努力实践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