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陈天华

1905年12月8日，湖南青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

在世纪最后的时刻重读陈天华在世纪初写下的《绝命辞》，就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史诗。我们的灵魂不能不感到震撼，我们的道德不能不受到一次净化。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陈天华蹈海的那一幕一直浮现在中华民族的眼前，让我们在灵魂深处总是无法平静。他的死是在悲悼一个民族精神的衰亡。他的死是要他的同胞、要我们这个民族在人格上站起来。他死了，但他是用他的生命为民族的新生催生。他的死，因此在我的眼前定格成一个永远的历史画面，挥之不去。

他说过他救国只有两条途径，“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就愿意以身相殉，反对空谈救国。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青春的誓言，他的书、他创办的《民报》对20世纪初的中国都曾产生巨大影响，他的死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历史问号。

一、

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湖南曾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如谭嗣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等，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短暂，却都如流星般留下了耀眼的轨迹，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他们政见不同的杨度在他的《湖南少年歌》中有两句诗“若到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后来因为陈独秀的引用而广为人知。由此也可以想见近代湖南人物之盛。这几个人中谭嗣同(33岁)1898年被慈禧太后砍头，宋教仁(32岁)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黄兴(42岁)、蔡锷(34岁)则于1916年相继病死，唯有陈天华是自杀。 ( http://www.tecn.cn )

我最初知道陈天华还是少年时代在历史课本上，特别是插图中的《警世钟》、《猛回头》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到一些思想史、哲学史资料汇编以及陈天华的选本都收有这两篇。但我认为这只是陈天华反帝、爱国的一面，没有反映出陈天华追求民主理想的一面。最能体现他民主思想的是他在《民报》上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文，我看到的大多数有关选本都没有收入这一篇。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只强调他反帝、爱国的一面，对他的民主思想一字未提。陈旭麓50年代写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一文倒是专门论述了他从爱国到反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但似乎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和思想史学界的注意。

陈天华只活了31岁，他的死有人说是为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农业文明殉葬，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回顾陈天华短暂而壮烈的一生，重读他留下的《绝命辞》，我禁不住热泪交错。陈天华用生命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实现了吗?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在人格上站起来了吗?

二、

陈天华，字星台，1875年生于湖南新化，1903年赴日留学。他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他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据《宋教仁日记》(1906年1月4日)他“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宋教仁后来在《烈士陈星台小传》中也说“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

1904年，俄国瓜分东三省，朝野束手无策，陈天华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到国内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同年，他与黄兴、蔡锷等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年底回国和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不得不返回日本，又与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面对清末严峻的内忧外患，他忧愤交加，谈天下事常常痛哭流涕，日益憔悴。1905年春盛传各国要瓜分中国，他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回国，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同时决定单身赴京，不惜一死，被同学极力劝阻。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来到日本，7月28日就约陈天华、宋教仁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商谈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可见当时陈天华在华兴会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29日，宋教仁、陈天华一同到黄兴那里商议孙中山所提的问题。陈天华首先赞成与孙中山联合，黄兴则主张形式上联合、精神上保存华兴会。陈天华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跳起来大叫“中山先生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他的态度对推动华兴会与孙中山的联合成立同盟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宋教仁、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略》就是他写的。

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来改名《民报》，主要由陈天华编辑。他在11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一个人就发表了5篇文章，几乎占《民报》创刊号的一半内容，影响很大。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驳斥了中国不可以言民权、不可以言民主的论调，鲜明地指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豫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湖南人民出版社《陈天华集》18页)这一说法虽然显得有些混乱，但主张民主共和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在《中国革命史论》里他说“革命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认为当时的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朱元璋、刘邦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同时，他认识到只有“中等社会”主导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代表“中等社会”的留学界人数渐多、“风气渐开”是一线希望所在。对旧的会党力量他以为“可以偶用，而不可侍为本营”。

他在《绝命辞》中也说自己“重政治而轻民族”。说革命“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于责任心，也有出于功利心，出于功利心的“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他显然是出于责任心才主张革命。所以他赞成“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的革命。“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此鄙人对于革命问题之意见也。”(《陈天华集》156页)因此主张“凡作一事，须远嘱百年”，不能鼠目寸光。

从后来辛亥革命的结局我们惊讶地发现陈天华的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强调从中等社会开始、然后向下等社会普及，就是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在民智未开、人民普遍只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情况下，仅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满情绪实行革命，即使把满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更混乱的中国。民国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已经证明陈天华早年的论断没有错。难怪1908年《江汉日报》上连载的《革命党史》中就把他列为“民族民权主义的渐进派(他死后，则由宋教仁“执其牛耳”)，同孙中山、胡汉民等的“民族民权主义的急进派”有一定区别，那就是他们主张“不徒用武力，俟党势十分扩张，国民程度稍为发达，而后徐图成功。”(转引自《陈旭麓文集》第一卷423页)这一说法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从上述陈天华的观点看，从宋教仁后来的一些主张和行动看，这一判断也未尝没有见地。也难怪梁启超在陈天华死后要引用他的一些观点与同盟会论战，事实上他们倒也有不少一致的看法(顺便说一句，梁启超在坚持宪政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贯的，虽然也写过《开明专制论》这样的文章，但不是主流)。

三、

陈天华主张民主、民权救中国，他的《狮子吼》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梦描绘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

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不知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列举了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等。陈旭麓说他提出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大大超过了洪仁干的《资政新篇》。

然后他虚构了当年张煌言的抗清基地舟山群岛上的一个民权村，塑造了留学回来的老师文明种以及他的学生孙念祖等人物。借文明种之口，他说“国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照卢骚的《民约论》(今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讲起来，原是先有了人民，渐渐合并起来遂成了国家。”(《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119页)

他借孙念祖提倡自治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说一有服从性质，即是奴隶了，不知势力是不可服从的，法律是一定要服从的，法律也不服从，社会上必定受他扰害，又何能救国呢?”因此要立一个自治会，拟一个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同上124页)又借他们的口表达了对美国民主的向往，他们中学堂毕业就纷纷选择到欧美、日本留学，只有绳祖要留下来办报，他说民智不开，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办不出一点事，所以他要在内地办一种新报，开通风气。文明种也在汉口办报、办学堂，搞革命......

小说中宣扬民主、提倡革命，“是有血有泪之言”，尤其是强调了开民智即启蒙的重要性。1905年开始在《民报》连载，从第2号直到第9号。这部小说还没有写完，而且刚开始在《民报》发表作者就已蹈海。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残缺的《狮子吼》。因此，和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相比，这部小说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1月《民报》创刊，用孙中山的话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清政府为了扼杀海外革命活动，请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11月颁布了有关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8000多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罢课、罢学，准备回国。陈天华本来不主张全体罢学归国，但大家一经决定，他就认为必须坚决实行，否则将为日本所耻笑。当时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不想负起责任。他因此愤而蹈海自杀。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希望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负起责任来。他在自杀前给他们的信中说：“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陈天华集》158页)

他在《绝命辞》里指出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如果留学生真的都是“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他为此提出作为这四个字反面的“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则勿忘他今日的话。他说自己不是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的，要求他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则他“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五、

对于生死陈天华一直看得很轻，所以他多次说过不惜一死，“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宋教仁《陈星台绝命书》跋，《宋教仁集》20页)《猛回头》最后说：“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梁启超评论“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他终身未娶，有人曾劝他，他回答：“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陈天华蹈海后，留日学生在公祭时，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同上25页)随后，不少人愤而回国(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来组织武装起义的)。他的死在国内也引起巨大震动。香港举行追悼会，有千余人参加。1906年5月23日，他的灵柩从日本归葬于故乡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十里，“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缟素一片，清政府虽然派出大批军警，面对民众悲壮的气势也无可奈何。但禹之谟、宁调元因为经营葬事触怒了当道。禹之谟又为了反对盐税、向当局力争而被捕下狱，竟死于狱中，临终欲求流血都不得，被活活绞死。宁调元逃到上海才得以幸免。

20世纪终于走到了尽头，陈天华的墓和黄兴、蔡锷的墓一起，历尽一个世纪的风云沧桑之后，依然在岳麓山上静静地注视着湘江水，注视着中华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归来，陈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