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武定祸乱，文致太平
刘基的人生经历与历史功勋
秦汉以来，满腹经纶，且能学以致用者，有汉之留侯张良、蜀之丞相诸葛亮、明之诚意伯刘基诸人。他们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代表。其中，刘基被世人称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刘基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广泛影响，主要在于他以自己的学识智慧辅佐朱元璋翦除群雄、肇建明朝和推翻元朝的杰出表现。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其学问涉及程朱理学、诸子百家、天文、兵法等诸多领域，为人刚毅，慷慨任事，注重大节。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23岁的刘基科举中第。其时元末的吏治已病入膏肓，作为新进之人，怀抱治世安民理想的刘基不愿迎合行将倾圮的官场，同流合污，蝇营狗苟。只要他认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就会尽力而为，不怕官场的险恶，不计个人的私利，认真践行儒家“忠君爱民”的政治理念。在高安任县丞时，刘基体察民情，关爱百性，谢绝宴请，对官府的苛政深恶痛绝，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其诗言：“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戚。清心罢苞苴，养民瘳国脉。”(《诚意伯文集》卷13)尽管被百姓颂为“刘青天”，然而面对官场的尔虞我诈和既得利益者私欲的极度膨胀，耿直的刘基难以施展抱负，在极度失望之际，毅然决然辞官回家。
刘基在元朝官场上的遭遇表面上看是他个人的不幸，实际上是元朝行将瓦解的集中反映。此时的刘基就像楚国的屈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报国之门，但他并不像屈原那样绝望地投江自杀，而是期待明主的出现。换言之，他在元末官场中的三进三出，对他个人来说是一场特殊的经历，对丰富人生和磨练意志具有积极的作用。刘基没有选择自尽，也没有选择隐逸，而是渴望以自己的智慧通过行政来实现济世安民的远大志向。元朝主昏臣庸，不识人才，最终将刘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使其选择了元末群雄中的朱元璋。
选择辅佐朱元璋，是刘基人生的重大转机。入仕元朝，是刘基当时唯一的出路，而辅佐朱元璋，则是刘基善于选择的集中表现。朱元璋后来对刘基这一选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对刘基之孙说：“朕曩与群雄并驱数年之间，异声教而擅征伐者不可胜数，孰辨真伪?尔祖诚意伯刘基乃括苍之士，居勍敌之陲，密尔山寨，一闻朕命，乃间道兼程，星驰来归。”(《明太祖实录》卷208)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消灭群雄和推翻元朝，就是拥有了像刘基这样一大批当时的杰出人才。当刘基与章溢、叶琛、宋濂四人到应天(今南京)面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欣然说道：“我为天下屈四先生。”(《明史》卷128)在设宴款待刘基等人时，朱元璋以桌上的竹筷让刘基赋诗，刘基应声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朱元璋双目颦蹙，认为秀才气味太浓。刘基接着吟道：“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尧山堂外纪》卷78)刘基后两句立意深邃，自比张良，表达了其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的鸿鹄之志。朱元璋听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当朱元璋询问良策时，刘基便呈“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明史》卷128)
朱元璋曾就刘基等人的才能询问饱学之士陶安，陶安答道：“臣谋略不及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明太祖实录》卷35)刘基的才智和忠诚赢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史载：“上察其诚，任以心膂，基以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言无不用。急难之时，计画立就，外人莫能察，累赞成大功。”(《明太祖实录》卷99)举凡朱元璋摆脱韩林儿、谋灭陈友谅、计俘张士诚、策划南征北伐等重大战略决策，刘基都起了关键性作用。所谓“赞画帷幄之奇谋，恢复中原之大计，往往属之刘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乱孔明之喻。推其登基之功，基实为多。”(《明世宗实录》卷127)在中国古代社会，把天象和人事结合起来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刘基的学识能力在当时能够适应朱元璋的这一要求，比如在讨伐陈友谅的时机问题上，刘基曾对朱元璋说：“昨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此师胜之兆，愿主公顺天应人，早行吊伐。”朱元璋也说：“吾亦夜观天象，正如尔言。”(《明太祖实录》卷9)以相互理解的天象为媒介，往往能使刘基与朱元璋更好地沟通思想，相互默契。人们之所以称颂刘基“功媲留侯”、“才侔诸葛”，就是因为他能从实际出发，出谋划策，帮助朱元璋渡过了一个个险关，并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明朝建立以后，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持下，刘基卜地营建新宫，清理狱囚，制定律令，详定历法，参与制定天子及文武官的朝服公服，完善科举制度，奏立军卫法，建议减轻民众负担等立法创制之大事。同时，在礼贤馆与刘基、宋濂等人经常谈经论史、讨论天文，也大大提高了这位布衣皇帝的学识，使得凡“诏诰天下，皆出御制。”(《明世宗实录》卷20)史家论道：刘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明史》卷128)，所言非虚。
然而明初的官场依旧险恶，无论担任元朝的地方官，还是明朝的京官，刘基耿直的秉性并未改变，加上当时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两大势力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境日艰。从朱元璋向刘基征求宰相人选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朱元璋曾想以杨宪为相，但刘基力言其不可重用，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人“褊浅殆甚于宪”(《明史》卷128)。接着又问胡惟庸，刘基答道：“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七修类稿》卷18)朱元璋又追问：“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则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明史》卷128)但朱元璋没有听取刘基之言，先后任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为相，结果如刘基所言，个个不堪相职，任用后不久皆受惩处。而刘基则因据实品评而招致胡惟庸等人的嫉恨，故世传胡惟庸毒死了刘基。实际上，胡惟庸等人排斥、憎恨刘基是实，但由此推论其毒杀刘基，未免牵强。明初功臣大都死于非命，而刘基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惊无险，能够全身而退，在故里寿终正寝，亦是他的过人之处。且日后盛誉渐隆，配享太庙，享有明朝开国文臣第一的殊荣，诚如蔡元培先生给刘基庙所撰楹联所言：“时势造英雄，帷幄奇谋，功冠有明一代；庙堂馨俎豆，木分榆故里，群瞻遗像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