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圣之言行再思考从柳下惠的人格说起

《论语·微子篇》载：孔子说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而孔子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与柳下惠不同的是伯夷、叔齐，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与他们不同，也就是说，既不是坚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不是随便就“降志辱身”的。无可无不可，就是说不绝对，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这就是孔子所非常重视的权。正如孟子所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这四位并列的圣人，各有特色。孔子为最高，是集大成的。圣就是最高水平的。圣之和者，可以理解为在和谐方面是最高水平的。为什么说他在和谐方面是最高水平的呢?这就是他的特点是“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

“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为什么是和谐的最高水平?

一、“降志辱身”

“降志辱身”，就是降低自己的志向，辱没自己的身份。“降志辱身”，是孔子的说法，也是孔子的看法。但柳下惠自己并不觉得“降志辱身”。

柳下惠虽有高远的志向，那只是理想，而他没有将理想当作现实，而是实实在在地从目前能够做的小事做起。在孔子看来，他是降低了志向，他自己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从我做起。大事能做，小事也能做，不嫌弃小事，不拒绝大事。大事小事都能做。按现代说法，柳下惠就是能上能下的人。没有摆出贵族的架式，以平等的态度与听者对话。到哪儿都能与别人和平共处，这就有了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和谐的至高境界。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官腔十足，俯瞰听众，一个芝麻七品官也自以为百万人民的父母，以父母官自居，或者别人称他是“父母官”，也怡然自得。那些人“自许清高”，似乎“曲高和寡”，实际上“和寡”者未必“曲高”。他们在观念上，在精神上，都不与周围人平等，总觉得自己特别高明。目空一切，好为人师，出口就是指导别人，教训别人，没有虚心的态度，大有不可一世的样子。这就很难与别人和谐。把自己估计过高的人，一辈子难受，因为别人怎么对待他，他都感觉受到侮辱，怠慢，都是不满意的。他对别人都不满意，别人如何能对他满意呢?这又怎么能和谐呢?降志实际上就是与别人平等，不要高高在上。

他认为自己坚持自己的品德，对于别人，没有特别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与谁都能合作。即使与品德不好的、名声不佳的人共事，与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为伍，也不会觉得有辱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不会跟着干坏事，同流合污，有似于后人所谓“出乎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别人的肮脏对他没有影响。即使在不好的环境中，他仍然保持自己的圣洁。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坏事，总是与人为善。这说明柳下惠的品德非常坚定，不会受外来的坏影响。也说明他自控能力极强，在任何诱惑力下，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如果年轻时候就达到这种境界，那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不怕“降志辱身”，少了许多思想顾忌，减了不少精神负担，与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容易相处，什么环境也都处得融洽，所以能够达到至高的和谐，堪称“圣之和者”。

二、“言中伦，行中虑”

“言中伦”，就是说，说话要符合伦理原则，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人际关系的法则。是否中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你觉得中伦了，人家觉得你不中伦。这怎么办呢?孔子强调要学习伦理，知道多了，就好一点，同时要有敬爱之心，出门如见大宾，对谁都毕恭毕敬。这样当然会好一些。不过，有些权势人物，他的要求是超标准的，他掌握实权，就认为你需要求他，就要巴结他，要给他进贡，在他的面前，要低三下四，摧眉折腰，否则就是不敬。柳下惠只是降到平等地位，并没有再往下降，降到奴隶的地位。他是直道而行的。因此，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篇》)直道事人，到哪儿都会受到排斥，多次被罢免。要是枉道事人，在哪儿也能混下去，何必背井离乡，到远方去谋职。柳下惠“直道而事人”，就是与上级“和而不同”。与其他人相处，就是“和而不流”。这样经常表现出不太和谐的样子，实际上是最佳的和谐状态。相反，有些人好象与人完全相同，不提意见，什么也不争，表面上很和谐。到关键时刻，或者利益冲突，或者局势改变，可能相互抛弃，甚至落井下石。这叫“小人同而不和”。早已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只是被假象暂时掩盖着。平常都能独立思考，真诚相待，直道而行，不同观点可以相互讨论，这样是真的和谐。有意见不当面说，保持表面上的同一，是假的和谐。

“行中虑”，是说行动要在深入思考以后，不能盲目行动。也就是说，要想好了再行动。一般人行动之前都会有所考虑。但是，考虑的方向与方法是很不相同的。首先考虑的方向是为大家的利益，还是为自己的私利，为私利还有为金钱与为名誉的区别，为大利与为小利的不同，远利与近利的差异。总之，这里也有一些讲究。考虑的方法也有很多不同，有的是直接的简单的方法，有的则是隐蔽的迂回的方法。五花八门，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虑有诸多差异，虑的方向、方法都是正确的，才能对行作出合理的选择，让行动能够符合正确虑的结果。如何才能及时迅速“虑”出好的方向与方法?这是需要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与思维能力。否则，虽有愿望，难于实现。行中虑，也就是说，自己的行动要符合自己的考虑。因为有些人什么都想好了，就是到真正行动时，却未能按事先考虑好的办。这可能有各种原因，有的因为别人的阻挠，诱惑，改变了主意；有的受到威胁，不敢实施早就考虑好的方案；有的则是投鼠忌器，怕影响其他人与事；有的出于人情，亲情，不忍心下手。总之，有好的方案，要真正实施，也需要有仁、智、勇这三达德。当然有时考虑好了方案，到实施时发现情况有了变化，还需要调整，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如何调整也是需要水平的。这就要求有应急权变的能力。“行中虑”，只是说行动之前要有充分的考虑，不是说这样做了，就不会犯错误。只能说不犯大错误，少犯小错误。

出以公心，直道事人，虽有三黜，从不后悔。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meiˇ)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柳下惠不以与污垢的国君共事为羞耻，不推辞小官，照当不误。他上进时，积极推荐贤能之士，被罢免也不埋怨。穷困的时候，也不愤懑。与乡人相处，依依不舍，舍不得离开。袒裼裸裎，都是赤身裸体的意思。即使有赤身裸体的人在他身边，他也都能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受影响，不被污染。这就是他的特点，保持自己的特质。所以有“坐怀不乱”的说法。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柳下惠就是“和而不同”的典型。跟任何人都可以和谐相处，但绝不同流合污。

直与和是有矛盾的。孔子说：“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如果只是直率，不注意礼节，那么说话就会尖刻，伤害别人。一时伤害别人，可能会得到原谅，如果一直说话尖刻，经常伤害别人，可能就不会得到别人的原谅。那么，和谐就不能保证了。柳下惠以正道事君，正道是一种直，直爽、讲真话，这种直在一般人那里可以达到和谐，而在有权有势的君王那里，可能得不到赏识，常被罢黜就是很自然的。有权势的君王需要别人特别尊敬他，因为他们自觉很高贵。柳下惠与乡人处，很乐意，说明他能够忍辱负重，善于与下层人民相处。即使他们有粗野的表现，他也不计较。因此，鄙夫(郊外平民)、薄夫(境界不高的人)都受到他的正面影响。柳下惠直而有礼，所以对下层民众，不会伤害别人，不会产生“绞”的后果。

从历史上看，许多权势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树立尊严，不肯听取直谏，最后失败，有的入狱，受到狱卒虐待，尊严丧尽，为天下人耻笑。后悔已晚。有的自杀，有的被诛，还有什么面子与尊严?甚至没有时间后悔。从柳下惠到现在，两千多年，教训甚多，仍然有许多人前赴后继，重蹈覆辙。能够吸取历史教训的，就是明智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聪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学历史使人明智，我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