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流亡生活
明朝末年，刚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但还没来得及上任的吴钟峦坐船护送黄宗羲(1610-1695)回老家，船行出二十余里后，舢板船在一个接一个迎头打来的波浪中艰难地航行。黄宗羲让吴钟峦不要再送了，或许是乱云飞渡中的生命如飘之感击中了他心底里柔软的一角，两个失意的文人在浩淼无边的海上相对大哭了一场，依依作别。
黄宗羲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地回转老家。从这年六月得知逃往福建的鲁王回浙的消息，至海上赴行朝，到此番请辞归家，左副都御史黄宗羲在海上居留的日子不过两月，对复兴故国的信心却在这两个月里让人吃惊地由振奋走向了颓败。许多年后，黄宗羲在一本叫《鲁纪年》的小书里如是回忆那时候舟楫生涯的窘迫狼狈：一帮泪眼相对的故国遗臣自比安史之乱时的杜甫，“实不及甫，而愁苦过之”。漂泊海上的日子，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只一点点的水，睡在逼仄的船上，就像躺在棺材上一样，真是说不出的凄惶。
话说黄宗羲陈情请辞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家中老母。这年夏天，被激怒了的大清帝国朝廷向地方各级督抚府台发布命令，凡有不肯归顺的明朝遗臣，将其家族情况悉数记录上报。黄宗羲听到这一消息，“方寸已乱”，于是向上奏请回家。谁都看出得这只是一个堂皇的逃跑借口，但请辞既顶着孝道的美名，自无不准之理，于是黄宗羲得以体面地逃跑。
此时的浙东战事还呈胶着状态，大清帝国要把散布在天涯海角的残明势力像挤干海绵里的水一样一点点地挤出去。不久前，黄宗羲就亲身经历了被大队清兵围困孤岛的厄境。那次要不是荡胡伯阮进率百余艘楼船来救，鲁王朱以海和他的臣下们早就死过几回了。
快五年了，从钱塘江边打到四明山上，又从山上打到海里。越打越糟，越打越烂，敌人在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在一天天烂下去，这仗还怎么打?黄宗羲突然想明白了：眼下局势，就像一只失去了桨的船放入大海，倾覆是迟早的事了。这是他在行朝的两个月里惟一想明白的事。
就像当初参加抵抗运动是情势所迫，眼下趁尚未覆舟早早上岸，也是因势所变。对于从少年时代起就熟习中国历史的黄宗羲来说，世事如棋局，总不脱一个势字。理势合一，这才是做人的大境界。
黄宗羲此次返乡，除了两个月后勉强应鲁王之请和冯京第一起去了一趟日本长崎请求派兵支持，以后的几年里，他基本上生活在老家余姚。间或有出行，也是访书问友，无关时局的。而且少则三五日，多则半旬，很快就回转。1649年在黄宗羲的一生中因此成为一道分水岭。从这年起，他对收拾那片残山剩水已没有了多少兴趣，说白了，事已至此，大好河山谁来坐已是爱新觉罗氏与朱氏宗室的事。
从前线秘密潜回的黄宗羲在乡下没过几天太平日子，乱世中蜂起的盗贼使他只得奉着老母搬进余姚城居住。大清帝国的剃发令早在四年前就已经颁布，不遵命令者就要视同逆寇施加重典，故国衣冠是穿不成了，权宜之计，后脑勺凭空多出一条辫子来也是没奈何的事。第二年开春，他又晃荡着那根长辫子去了宁波。这一回是为了营救他陷身牢狱的二弟。二弟宗炎是一个坚定的抵抗分子，多年来跟随冯京第的部队转战山海，不久前战事失利被捕，关押在宁波。黄宗羲在他的同门兼好友万泰的帮助下，设计救出了二弟。值得一提的是出狱后的宗炎，并没有就此做一个太平百姓，依旧还是个勃勃欲动的危险分子，时过不久他一打听到打散了的冯京第旧部重新集合的消息，就急忙赶去投奔，老母的眼泪和大哥三弟费尽唾沫的挽留也没有能阻止他。
但他的大哥是打定主意不趟明王朝的那滩子浑水了。好友瞿式耜得知黄宗羲秘密潜回老家的消息，在去广西投奔永历皇帝的路上顺道造访了他，邀他同行。瞿式耜还颇为乐观地估计，只要一听到永历在广西登极的消息，各省就会争相呼应，“奋起义师，迎銮接驾”。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同样是家有高堂这个理由。
这年三月，天气刚刚回暖，黄宗羲有一次较长时间的出行，北上常熟拜访钱谦益夫妇。钱谦益那年已快七十岁了，刚刚吃了一场官司被他夫人营救出狱，尽管在帝国朝廷他只做了半年礼部侍郎就称病南归，但这个纸扇上的血迹一样触目的污点让这个前东林领袖一想起来就心里发堵。举世滔滔，除了一片苛责，有谁解他以一己之身的屈辱避免江南文化受更大浩劫的心曲?一边是既怨且恨，一边是寂寞岁月中的故国之思，幸亏有美妇在侧，再加绛云楼里多年搜求下来的一大堆藏书，这个为人诟病的半截老人才这么赖活于世。而他那个有着出色姿容的夫人，据传那时已经卖尽了多年积攒下来的珠宝首饰，秘密资助着一支五百人的秘密武装，这支队伍曾被钱谦益戏谑地称为“五百罗汉”。
在拂水山庄绛云楼下，黄宗羲受到了庄主和庄主夫人柳如是的热情款待。据他观察，这一对老夫少妻并没有如外界传言的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缝，只是两人的年龄似乎颠倒了过来，钱什么都听他的夫人的。这对夫妇在经历了那么大的家国之变后的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让他感动。可以想象他的造访给垂老的钱谦益带来了多大的惊喜。黄宗羲东林遗孤和抗清义士的双重身份，燃起了钱谦益滔滔不绝说话的愿望。黄住在山庄的那几天，成了这个孤独的老人余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而乱世中的那一脉书香——关于书，他们有多少的话好说啊——则让这两个年龄悬殊的文人(钱谦益大黄宗羲二十八岁)的眼里跳跃起快活的火光。他们约定，来年春暖花开，黄即来拂水山庄长住，为期三年，两人一起做个读书伴侣。这个倡议自然得到了颇多男儿气的柳如是的支持和热切的呼应。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心，她还授意丈夫以一种不至让人难堪的方式资助给了黄宗羲一笔钱，以作他来回的盘缠。
归后不久，黄宗羲在写给钱的一首诗里如是回忆盘桓拂水山庄的那几日留给他的美好记忆。可惜的是还没等到黄宗羲践约，这年十月，绛云楼的一场大火把楼内的宋梓元刻悉数化为一缕云烟。书已成烬，盟约落空，让黄宗羲一想起来心里就隐隐作痛。在晚年写作《思旧录》时，检点往事回首平生，他还对此事不能释怀。
到了第二年九月，从舟山方向传来的消息，那个草台班子一般搭就的山水殿堂已经土崩瓦解，太傅张肯堂死了，好友吴钟峦死了，定西侯张名振和兵部右侍郎张苍水护卫鲁王杀出重围流亡到了厦门、金门一带。这一消息几乎是预料中的，只是它在两年后的秋天才姗姗而来似乎捱得太长了一点。
有消息称，清军攻舟山时，张肯堂坐镇留守。城破时，张的全家及仆佣共二十七人全部在官邸的雪交亭下自杀。黄宗羲在海上的那几年，曾不止一次经过那个有着美丽名字的亭子。他清楚地记得，亭的左边种着梅树，右边植着梨树，每年花开时节，连枝接叶，洁白胜雪。张肯堂把自己和全家的性命献祭给了一个走向穷途末路的王朝，他手植的一梅一梨却安然无恙。黄宗羲接下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两棵树移植到了老家黄竹浦，并在寓所旁边筑了个小亭，也称作雪交亭。他以这一富于象征性的举动表示了对死节之士的敬仰。
1654年，当张名振的部队如同一次虚假的亢奋直抵南京城下，他派出的一名信使在天台被捕，审问中供出的联络名单中有黄宗羲的名字，朝廷于是下令逮捕。在接下来公布的一份通缉名单上，黄的名字列在第一位。这一时期，为了躲避搜捕他不得不四处搬家，先是住在黄竹浦，后移居柳下，再移居化安山的龙虎草堂。后来他这样回顾这一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
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
东躲西藏的日子里，他写了一篇《孤鸽赋》，把自己比作一只离群的鸽子，以寄托遗民心情。“举头而望乎天外”，“若有所期而相待”。可是他等来了什么呢?坏消息一个连着一个。当“待”终无可待，遗民各以其方式，表达了面对无可更改的事实的反应。
那时往来的也多是隐世的遗民。老朋友万泰，是宁波的一个世家子弟，当他获得举人的学位并向更高一级的进士资格努力的时候，明朝就灭亡了。对前朝的眷恋使他对新政权采取了一种不合作态度，这使得他形废神死，生活一度困苦到几乎断炊的地步。他惟一的嗜好就是与人纵谈闽粤滇黔的战事，即便是民间讹传的南明军队取得胜利的虚假消息都会让他奔走相告，咀嚼不已。十多年来，他和黄时相过从，每年都要来黄竹浦几次，以至于他从宁波东来的船成了黄竹浦的一景。若干年以后，他把黄宗羲请到宁波城里教导他的八个儿子。
起初在万泰家里组织讲会，后来迁到延庆寺作为讲学场所。因黄宗羲讲学论述广泛，见因解独到，来听他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万泰索性将自己在管江岸的万氏墓庄的房子让出来，建立甬上证人书院。黄宗羲在宁波讲学外，还经常被邀请去绍兴、海宁、崇德、余姚等地去讲学，被誉为当代大学问家。
清代康熙皇帝闻黄宗羲之名如雷贯耳，接连两次召他去京担任傅学鸿儒的官，都被黄宗羲回绝了。违抗圣旨，是要杀头的。但黄宗羲为了表示自己的决绝，就在父亲的墓边，营建了自己的墓穴，在里面放了一张石床，决心以死抗旨。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准备纂修明史，又想起了黄宗羲，以为最合适的人选非他莫属。于是又下了一道圣旨，要黄宗羲进京去主持史局。钦差到了余姚，消息很快到化安山。黄宗羲闻报，即写下了一份遗嘱，吩咐儿子黄百家：钦差来时，将此呈上。说是黄宗羲死了，已留遗嘱在此。随即手撑雨伞，脚踏麻鞋，意思是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蹭清朝的地，独自走进墓穴，躺到石床上。
余姚四先贤故里碑亭，其中有关黄宗羲的楹联为：“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东庑，儒林道学史家特笔著南雷。
第二天，钦差大臣鸣锣开道，来到化安山。见黄百家披麻戴孝出来迎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辞世，现有遗嘱在此!钦差接过一看，见上面写道：明史未修，宿愿未遂。日后朝廷开设史局，门下万季野和小儿百家可当此任。钦差虽知其中有异，且喜有万季野、黄百家可替代，同样可以回复圣旨。于是便带着二人上京去了。
黄宗羲待钦差走后，便从墓穴中出来，专心著书立说。一直活到八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