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人生不寿大罪恶(图)
钱穆故居书房里的先生铜像新华网
史学大师钱穆(字宾四)靠刻苦自修，由一乡村教师而讲学北大清华，起初因其思想“保守”处于学界边缘，却能顽强自持，卓然成家，终为世人所认同。他生逢乱世，流徙动荡，长年索居，后半生孤悬海外，却能自励自强，先后著书75部，累计1600万言，且得享96高寿，诚可谓现代学林一异人!
■人生不寿大罪恶
钱穆的祖父37岁谢世，其父终年仅41岁，其长兄病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寿”，在钱穆内心投下阴影。他本人早先亦体弱多病，故读书时关注“年寿”之事。他读陆游晚年诗作，深羡放翁长寿；读《钱大昕年谱》，知谱主中年时体质极差，后来转健，高寿而治学有成。钱穆因而感悟：“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于是于日常生活中注重起居规律和锻炼，强化生存意识，欲挣脱命运的“劫数”。他20余岁时迷恋静坐健身，还一度仿效伍廷芳倡行的冷水浴，虽寒冬不辍，而最经常的运动方式是郊游和爬山。由于胃疾，他饮食清淡节制，使得同有此病的陈寅恪引其为同道。钱氏弟子称乃师是“很懂得生活之人”。
可是钱穆“惜命”的另一面却是苦学不倦。他18岁因家贫辍学开始乡间教书生涯，小学10年，中学8年，“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钱穆早年学无依傍，唐君毅称之为“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钱穆自律清晨必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读史籍，中间则泛览杂书。如此10年，学术上扎牢了根基。后人感叹钱氏“生命定力”何以如此强韧?钱穆自幼吸烟，后来在小学任教，课本有劝戒烟一节，他自忖：自己嗜烟，何以教学生，遂决然戒之，后数十年不吸。接近钱穆的人说他无论做何事均“能提得起，放得下，洒落自在，不为物累”。
■读书游山乐在其中
钱穆的“延寿情结”与矢志苦学之间如何谐调?在他的忆述文字中语及师友之外着墨最多的便是“出游”，即对大自然的挚爱，答案似就在其中。他常年生活乡间，“野”趣盎然，既好文史，更移情山川，追慕太史公遍历名山大川之雅，游兴甚浓。他在集美学校，常到海滩游，观潮涨潮落，心旷神怡；在北大讲通史，必到近侧的太庙备课，在古柏旁草坪上，“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居北平期间，4次远游，即使战火纷飞的南行途中，仍不忘游览南岳、领略桂林山水。其后在遵义讲学，更喜此处风景，阳春时节，遍山红绿，草地花茵之上，听溪水喧闹，观群燕翔天，竟致“流连不忍去”；及至无锡江南大学，午后闲暇，一人泛舟太湖之上，水天一色，悠闲无极，自感得人生至趣。当年钱穆的学生不无慨叹：原以为先生必终日埋首书斋，不意好游更为我辈所不及，始识先生生活之另一面。钱氏自称：“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反对“新文化”运动
如果以为钱穆是个落落寡和之人，那肯定是误解，他在人际交往方面颇多可圈可点之处。钱氏《师友杂忆》称：生平诸位师友，奖劝诱掖，多有助益，实乃自身“生命之重要部分”。清末民初江南尚存传统人文环境，钱穆濡染于此，受诸多师友影响颇深：其师吕思勉，钱穆早先多有请益，视为良师益友；钱基博最早欣赏钱穆，每有定夺行止，宾四常与之熟商；同学施之勉，曾任集美学校教务长，与钱穆生平交谊“最亲亦最久”。任教中、小学，钱穆感觉人际交往朴实无华，而他36岁后跻身大学讲坛情形便有所不同。进入燕京、北大任教，乃钱氏人生转折，这得益于顾颉刚的推荐。顾、钱学术观点本有抵触，但顾认定钱氏学植笃实不可多得，遂发表其《刘向歆父子年谱》于《燕京学报》，由此钱名噪学界。顾颉刚之于钱穆，可谓知遇之人。到古都北平后，钱穆眼界大开，交往日众，常聚谈者为蒙文通、汤用彤、熊十力、张荫麟等，此外，他与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亦各有往还。
不过钱穆与胡适的交往却不顺畅。本来胡适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外界以为钱“喜治乾嘉学”，张君劢甚而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钱穆初到北平，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对他优礼有加，邀至史语所，奉为上宾。胡适也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研览。然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迥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胡适时任文学院长，势焰正炽。钱穆居北平7年有余，先后购书5万余册，尝笑语友人：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虽属调侃，似亦隐含落聘之忧。客观而言，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有所包容，而其弟子傅斯年、毛子水就不免有些意气行事。
■边缘之地精做学问
钱穆自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透露出他对大学和都市生活“不适应”。他留恋中国古代书院“如同一大家庭”的氛围，可是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仅是一职业而已。当年梁漱溟辞离北大，亦有同样观念。钱穆与胡适等“主流派”的对垒，除观念因素外，还有生活经历、教育背景的差异。既无大学学历又不曾留洋的钱穆，尽管生性好强，还是把自己定位在“非高级知识分子”之列，因而有意无意地退处边缘，另谋生计。这便是他所谓的“择地之助”。
抗战开始后，北大等校合组西南联大，迁至昆明，钱穆却在近傍小县宜良择地而居，每周除三两日赴昆明授课外，便在此独居著书，近50万字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撰著而成。陈寅恪到此游览，见如此寂静之地，叹曰：“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此后，钱穆返回苏州，借耦园隐居一年，撰成《〈史记〉地名考》，凡50万言。回首这段经历，他称为“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在他看来，“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其后他重返西南，任职时在成都的齐鲁大学，所选居所却是城外一处孤宅，他说“乡居最惬吾意”。事实上，钱穆深知国内优秀青年皆闻风往滇，而齐鲁文史系素无根底，在此并无讲学之乐。尽管如此，他仍然避开中心，择取“边缘地带”落脚栖身。战后，他决计“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他后来客居香港18年，盖属边缘生存智慧之体现。
■晚年“弃家”书生本色
钱穆择取“边缘”自处，与其认定“学问之事，贵能孤往”有关。他不多的几个笔名中，“孤云”一名即寓义于此。钱氏堪称耐得住大寂寞之人，确乎专心肆力于读书著述。当然，生活情趣亦不可少：钱穆喜盆景，好戏剧，善围棋，更善吹箫。其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钱穆一生元气淋漓，固然不乏退处边缘的“让”，亦时有当仁不让的“争”。其晚年所著《孔子传》等数部书稿，终以原貌出版，即其力争所致。他为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校长人选之事，与英方反复争持，终由华人担任。当争则争，阳气升腾，莫非延寿良方?
对自家学术生命的传世，钱穆满怀自信。他治学“善模仿，念新知，勇创见”，刻意追求博大，他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苟其专在一门，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他早先致力考据之学，力求精进，后来转而阐发义理，偏重通识性论著，归趋“经世致用”。其治学的转折在上世纪40年代初，原因固多，此时结交蒋介石，应是促其变学的重要因素。蒋赞许钱的宏论，主动约见，邀至中央训练团讲课，又特嘱撰著《清儒学案》，以“国士”相待。钱深感“士遇知己”，遂放言义理，甚而破例横议时政，颇似“世外人”走出深山。不过，钱氏抱定“学术领导政治，道统超越政统”的玄想，未失书生本色。1949年新旧交替，钱穆“独断于心”，悄然赴穗，又允张其昀“恳邀”，继走香港，一去未返。就后果而言，他此举实有“弃家”之嫌，当年一淑女断定：“钱先生为师则可，为夫非宜。”是耶非耶?宾四暮年幸得女弟子兼妻子胡美琦照拂，非但著述频频，且得享高寿。其生存之道颇堪玩味。
后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也有人独辟视角，称宾四先生“可谓古今学者之健游、善生活者，亦善读书者”。 文/张晓唯
聊聊钱穆
鲁迅和胡适，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钱穆，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那篇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的：钱穆、傅斯年之流，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毛选的注解以及当年老师的讲解都没有说为什么要点这两个人的名。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
钱穆家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兄弟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钱穆的学问，据说完全是由于他的聪明和苦读。钱穆最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后来中文大学的前身，上世纪60年代蒋氏父子以国师之礼把钱穆请到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有人提出钱穆所住的房子属于国家财产，要求收回，于是钱穆只好另觅住处。他老先生经此折腾，不久即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