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持严明　以俭传家

为官清廉，这是古代做人的标准之一。当官的人，能做到清廉才算好人，才能传家，并身后流芳。

魏文帝时有个人名叫胡质(字文德)，他是淮南寿春人，官至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封关内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晋武帝时官至御史、青州刺史等。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胡质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人，在江淮一带广为人知。他的朋友蒋济向曹操介绍胡质的父亲胡通达乃江淮之间一位德高望重之人，曹操大喜，问：“胡通达德高望重如此，其子孙后代如何?”蒋济回答：“胡通达有个儿子叫胡质，也是一位深孚众望的贤者。”曹操就把胡质召到朝廷，任命为顿丘县县令。后来胡威在祖、父的影响下，少年老成，也因祖、父修身名高而声名鹊起，被晋武帝司马炎赏识，当了御史。

胡质每到一处任职，就安定一方民生，政通人和，上下称颂。他鼓励农耕，使昔日贫穷之地出现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他治军有法，海防也得到巩固，百姓安居乐业。他当一辈子官，每次因功得赏，都分发给部下，自己不留分毫。到去世时，竟然“家无余财”，人们检视他的遗物，只有一件皇帝赏赐的官服和一个装书的筐箧。

一次，魏国大将张辽同护军武周闹了矛盾。张辽听说胡质是位贤能之人，就想让胡质取代武周，胡质却予以婉辞。张辽认为胡质不识抬举，便找到他不客气的问：“我这样看重你，你为什么这样不给面子?”胡质回答：“贤能之人的交往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朋友得到利益再多，也知其不贪；朋友作战失败，也知其不怯；听到朋友流言蜚语，也不轻信，所以，可终生为友。武周先生是一位雅士，以往，您称赞武先生不绝于口，如今因一点小矛盾就绝交，我胡质实不赞成。再说，我的德才远不及武先生，恐怕也难成将军终生朋友啊!”一席陈词，打动了张辽，与武周言归于好。

有一年，胡威从京城来荆州看望父亲。胡质虽然当官，可家中并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独自一人骑着毛驴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质之子后，无不惊讶，又无不钦佩。胡威看望了父亲后，住了几天就准备骑驴返程。临行，胡质送给儿子一匹绢。就这微薄的一匹绢，父子还差一点儿闹了误会。胡威问父亲：“父亲向来清廉如水，儿子不知此绢是何故得来?”胡质解释说：“这是我用自己俸禄买来的，用来给你作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胡威启程回京城，没想到从荆州出发，就遇到一位同行人。这位同行人把胡威沿途的食宿预先全包了，胡威执意不肯，经反复询问，才知同行者是胡质手下的一个都督，请假回京探亲，听说胡威也要回京城，便与胡威同路，尽一点讨好之意。胡威听罢，立刻把父亲给的那匹绢给了同行者，辞谢后各走各的路，回到京城后，把此事写信告诉了父亲。胡质查明后，将那位都督罢了官。胡质父子就是这样不买溜须拍马人的账。

胡威后来在西晋当了御史，他继承乃父遗风，在皇帝面前也敢提不同意见。晋武帝在吏治问题上，上宽下严，朝廷高官有了错误也可视而不见，对于尚书郎以下的官吏，有一点错误，就严厉处分。胡威便上书进谏，指出如此宽严失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是错误的。晋武帝说：“尚书郎以下的那些小官，严惩也无所谓。”胡威反驳说：“微臣所陈之谏言，不是说皇上对下级官吏严格要求不应该，而是说对像微臣这样的高级官吏，也要严要求。只有对大官小官都高标准、严要求，国家才可大治，天下才可太平!”晋武帝采纳了胡威的谏言。

晋武帝非常佩服胡氏父子的为人，一次，他问胡威：“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晋武帝认为胡威的回答“直而婉，谦而顺”，并对他进行了封赏。

胡质、胡威父子对上级不正确的决策，敢于直谏。他们当官，既不靠逢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靠的是人品和才干。只想为百姓做好事，不想谋私，所以，做起事来才堂堂正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同声称赞胡氏父子为官清正、家风高洁、子继孙承。作为父母，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然而留下再多的物质财富也只是一时的身外之物，只有教其修身重德，才能使其终身受益无穷，任何时候能够明辨是非，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