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一代文学大师的心路历程

王蒙小传

王蒙，生于1934年，河北南皮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自1953年开始创作至今，一直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新时期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最具有活力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

代表作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蝴蝶》、《春之声》、《王蒙文集》10卷、《王蒙文存》23卷、《我的人生哲学》、《尴尬风流》、《青狐》等。

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大奖。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自传》已出版第二部。曾有评论：这是一部成功人士非凡的成长史，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读本。

“世海”“文海”“宦海”急剧沉浮的王蒙，在这里寻找着“作家用笔思考”的人生感悟，以近乎虔诚膜拜的叩问寻找着自己一生的答案。

面对文字里的王蒙，现实的他是否言文如一?对于时下的文化现象，他又做何感叹?一位曾经的中国文化部部长，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大家，一位被称为智者的思考者，面对本报记者，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思考进行了公众性表达……

过去的王蒙聪明过人，“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剧沉浮，赋予他警觉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

他的前卫意识虽说不上老而弥坚，又的确算得上持之以恒。数十载弹指过隙，如今的王蒙已逾古稀。

古稀之年的王蒙兑现了70岁之前不出回忆录的承诺，也在古稀之后出版了他的个人自传，恰如分水岭般泾渭分明，又如谈笑般潇洒人生。

8月2日，当记者拨通电话，询问老人家近况时，他的回答这样开始：“我现在每天要坚持在深海中游泳800米!”

回忆录 自省的真实

华商晨报：您和巴金很像，巴金在晚年出版《随想录》，是对自己一生的忏悔，您的晚年也是如此，您的回忆录是否也如巴金一样在说真话?

王蒙：我的回忆录是自省的真实而不是苦主的真实，全面的真实而不是一面的真实，阳光照耀的真实而不是阴暗的真实。

华商晨报：这是否意味着您的真实是有保留的?为什么要隐晦呢?

王蒙：我努力做到了真实，我讲了太多的真相———读者不知道的真相。我从不隐瞒自己的失误和尴尬。如果有隐晦的地方也是对于旁人的某些私密的含蓄处理。

华商晨报：您的真实在文字中有着不一样的力量，可您也说过自己不出自传。

王蒙：这个我说过，不过我说的是70岁前不写自传，我也是这样做的。

华商晨报：我们注意到，在您的自传里有几处硬伤，比如把楼适夷写成“楼适宜”，把歌唱家郑绪岚写成“郑绪兰”，这很难让人想象。

王蒙：这个问题我真得要说对不起了，我写到的人和事太多了，全凭记忆，错字太多，感谢指出，今后注意。我会建议出版社印一个勘误表，供读者使用。

价值观 窝囊的原则

华商晨报：当初的您是文化部长，很多读者想知道如今的您如何看待这样一段经历，您觉得自己是一名合格的文化部长吗?

王蒙：我必须说明，即使是文化部长，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文化有自己的规律，与历史有关，与社会政治有关，同时它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长期的。人为地想兴什么破什么，往往并不能达到目的。至于我，我只是努力在做一个桥梁。

华商晨报：您的这座“桥梁”角色是否局限了个人文学创作?

王蒙：简单地谈为官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在于我的生活道路是自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生活。这是我的思想与文学资源，也是我的经验与人生特色。当然，太深的卷入，也使我无法像汪曾祺、贾平凹、冯宗璞那样生活和写作。

华商晨报：您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某种妥协?

王蒙：我自己多年来实践着某种原则，你可以叫它中道或中和原则，就是认同历史的变动是由合力构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即中道前进的。

华商晨报：能否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王蒙：简单来说，由于这种原则，我对各种横空出世的放言高论采取谨慎态度。理性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是病态的。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对待各种问题。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这些原则实在是太平凡太软弱太正常了，绝无惊人之处。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但是我坚信，人们需要这些常识性的原则。

创作 作家的良知

华商晨报：在这种原则下，您又该如何给自己在文坛定位呢?

王蒙：让别人说去，这是作者的一大乐趣。自己说得太多，烦人。

华商晨报：有没有想过别人会说您违背作家的良心在进行创作?

王蒙：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哪件作品是违背良心的，在各种事情上我都尽量做到我所能够做得最好的那一部分，这就是良知。当然也有做不到的，没有做好的部分，不过并没有违背良心。

华商晨报：当初您如何协调做官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王蒙：我说过我好像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工作、开会、谈话，一个脑袋写作。我也说过我的写作是全天候抗干扰的工作。

华商晨报：说到创作，时下网络写手、80后作家非常活跃，更多地吸引着大众读者，您怎么看?

王蒙：理论上我认为很自然，实际上我读他们的东西不多，因年老视力减退了。

华商晨报：近段时间有郭敬明等80后作家纷纷要求加入中国作协，您又怎么看?

王蒙：很正常。

诺贝尔奖 想当然的猜测

华商晨报：残雪是您提携起来的作家，此前她说内地文坛很多作家到了四十来岁就开始退化，要么写不出作品，要么用赝品来敷衍读者，您作为见证者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蒙：不能说我提携了她，我只是客观上施以过援手。我期待着残雪更好的新作。

华商晨报：前一段有个文章《残雪文化观》，您看到了吗?您是否在意别人的批评?

王蒙：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什么都研究，什么都在意。

华商晨报：中国作家一直有获诺贝尔奖情结，以前大家都说您是离这个奖项最近的作家，您现在怎么看待这个奖项?郑渊洁说中国作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和专业作家体制有关系，您认为呢?

王蒙：这个事在我与郜元宝对话录那本书里讲得详细，在我的第三部自传《九命七羊》中，我会披露一些新的材料，读者将会有新的资讯和评价，请读者留意。其他多半是猜测与想当然。

华商晨报：最近《读书》杂志换主编了，您作为前辈也曾是《读书》的作者，请谈谈您的观点。

王蒙：《读书》能有今天靠前辈老出版人陈翰伯、陈原、冯亦代、范用等的创业，《读书》的极盛期是在沈昌文主编时期。后来董秀玉主编也长期做过《读书》的工作。汪晖时期大体继承了《读书》的资源与传统，同时由于他们本人是一些非专门编辑人员，而是有自己特定观点的学者，他们编的刊物更学院化与观点化一点，但也不算排他。我同样也没有少给他们写东西。10年后由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很好。

华商晨报：能和读者聊聊您的近况吗?

王蒙：我目前在北戴河写作，主要是第三部自传的初稿，第一稿已接近完成。我已73岁，精力大不如前，目前尚好。除写作外我每天游泳800米。

华商晨报：73岁还在坚持写作，您的养生秘诀肯定与众不同啦。

王蒙(笑)：我没有什么养生秘诀。我的经历很多，想法与感受很多，至今尚无写完了的感觉，所以就一直接着写下去，但也随时都有可能淡出告老。